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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延安之后，毛泽东不仅没给凯丰穿小鞋，反而把极具分量的文宣大权全盘托付给了他。

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需要一首新校歌来激励全国奔赴延安的爱国热血青年。毛泽东钦点凯丰作词。凯丰接到任务，没有任何废话，很快拿出了歌词。毛泽东过目后，一个字都没改，直接批示：“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年轻作曲家吕骥花了两天谱曲，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瞬间飞越万水千山，唱遍抗日前线。直到1989年，国防大学还正式将其定为校歌，沿用至今。

不仅如此，当年遵义会议上的那句激烈交锋，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化学反应。毛泽东在1936年专门写信给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点名要求：“务必先给我买一部《孙子兵法》回来。”随后，毛泽东系统钻研这部兵书，甚至在1938年嘱咐郭化若用批判眼光吸取其中战略精华，最终写出了洋洋洒洒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可以说，凯丰当年的那一记歪打，反倒实打实地逼着毛泽东补上了传统兵法这一课。

1942年2月8日，延安召开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主持人正是凯丰。毛泽东在此次会上发表了轰动历史的《反对党八股》报告。开篇第一句话便是：“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两个曾经在贵州老屋里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人，此刻在延安的黄土高坡上，成了共同推进整风运动的最默契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