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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盘棋，从一开始就难下。

更难的，是新四军内部的人事。

军长叶挺，是个传奇人物，但也是个“外人”。

他早在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就脱离了组织，在海外漂泊了十年。这次请他出山，一方面是看重他的赫赫威名，能团结各方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国共合作框架下一种微妙的平衡。

一个非党员来当军长，这在我军历史上是头一遭。

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叶挺能管军事，能指挥打仗，但他参加不了党内的会议。

真正掌握新四军核心决策权的，是上级专门成立的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分会。

分会的书记，是副军长项英。副书记，就是那个只当了支队长的陈毅。

名单里，叶挺的名字根本就没出现。

所以，你看懂了吗？陈毅的支队长，只是他在军事指挥系统里的职务。而在真正的权力核心里，他是仅次于项英的二号人物。

这个安排，藏着更深远的用意。

项英，资格非常老，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旗帜。但他有个特点，思想相对保守，求稳怕乱，总想着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向外发展顾虑重重。

而陈毅，性格大开大合，眼光毒辣，是典型的战略家。他早就看出来，窝在皖南的山沟沟里，被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迟早要出事。

上级把陈毅放在副书记这个位置上，就是希望他能用自己的锐气，去“拱一拱”项英的稳重。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一个踩刹车，一个踩油门。

这辆叫“新四军”的破车，就在这样一种极其别扭的姿态下，咯咯吱吱地上了路。

陈毅领着他的第一支队，2300多号人，开进了苏南。

他的部队成分最复杂，是从赣粤边、湘赣边、皖浙赣边好几个游击区抽调来的。大家口音不同，打法各异，以前还分属不同山头，互相看不顺眼。

陈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群“散兵游勇”捏合成一支铁军。

他没讲什么大道理，就带着大家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打鬼子。

刚到苏南，屁股还没坐热，陈毅就带着部队主动出击，在镇江、丹阳、句容一带打了好几个漂亮仗。

游击队员们打了三年游击，都是憋着一股劲的。现在能跟鬼子正面干，一个个都跟小老虎似的。几仗下来，不仅缴获了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打出了士气，打出了威风。

老百姓一看，这支军队是真打鬼子，不是嘴上说说，一下子就拥护起来了。

第二件，搞统一战线。

苏南地区鱼龙混杂，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有地方实力派的保安团，还有各种名目的“忠义救国军”。这些人，对抗日热情有高有低，对新四军更是又怕又防。

陈毅的态度是：只要是打鬼子的，就是朋友。

他亲自去拜访那些地方头面人物，跟他们喝酒聊天，称兄道弟。

有一次，他去见一个叫梅光迪的士绅。这老先生学贯中西，但对共产党有很深的成见。

陈毅一进门，不谈政治，先聊诗词。从杜甫聊到雪莱，从《蜀道难》聊到《西风颂》。梅光迪大为惊讶，没想到这个共产党将领居然有如此深厚的文学功底。

聊高兴了，陈毅才话锋一转。

“梅先生，如今国难当头，日寇横行。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哪个党，哪个派，都应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啊。”

一番话说得梅光迪热血沸腾，当场就表示愿意支持新四军抗日。

就这样，靠着一手硬（打仗），一手软（统战），陈毅的第一支队在苏南很快就站稳了脚跟。

但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了所有新四军领导的面前。

这支军队，到底该往哪儿走？

当时，新四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核心就是两个字：向南，还是向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