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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一次，是从北向南。

目标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在外线进行一年左右的游击作战，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运动中寻找新的根据地。

这个计划，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赌博。

南下之路，意味着要再次抛弃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意味着要一头扎进敌人重兵密布的统治核心区。前途如何，谁也说不准。

但是，不走，留在陕北，就是死路一条。

走，虽然九死一生，但终究还有一线生机。

政治局的领导们都是身经百战的战略家，他们很清楚，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南下突围”的决定。

两天后，11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这份文件明确指示：红军主力准备全部南下。

命令随即通过电波，发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人。

同时，一份绝密的电报，也发给了远在西安的张学良。

电报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告知他：我们顶不住了，准备走了。你们东北军，好自为之。

这封电报，把张学良直接逼到了墙角。

他当时正处在一种极度矛盾和痛苦的境地。

一方面，他已经和红军达成了秘密的抗日协定，从内心深处，他不愿意再打内战，想把枪口对准日本人。

另一方面，他又受制于蒋介石，不得不把部队摆在“剿共”第一线。

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他很清楚，红军如果真的走了，那蒋介石下一个要收拾的，肯定就是他这个“剿共不力”的东北军。到时候，没有了红军在前面顶着，他的三十万东北军，要么被蒋介石吞并瓦解，要么就被调到别处去当炮灰。

唇亡齿寒，这个道理，张学良比谁都懂。

所以，一收到电报，张学良心急如焚。他立刻回电，言辞恳切地劝说中共中央：

千万不要走！

他说，你们的困难，我都知道。但是，再坚持一下，只要熬过一两个月，西北的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到时候，局面肯定比现在好。

他甚至在电报里承诺，他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蒋介石的“通渭会战”发动，并且会继续给红军提供物资援助。

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中央的领导们也陷入了犹豫。

走，还是不走？

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抉择。

当时党内对张学良的看法，其实是有分歧的。有人认为他就是个军阀，说的话不可信。但也有人认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张学良的抗日决心是真的，可以信任。

最终，经过反复权衡，中央决定：赌一把。

赌张学良说的是真的。

他们回复张学良，表示愿意在陕北再坚守一段时间，看看局势的变化。

但是，该做的准备，一样没有停。南下突围的方案，依然作为最后的预备队，随时准备启动。

整个陕北根据地，进入了一种奇异的静默状态。

前线的红军将士们，一边在寒风中构筑工事，准备迎接中央军的进攻，一边也在暗中打点行装，做好了随时战略转移的准备。

每个人心里都绷着一根弦。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

11月底，12月初。

张学良承诺的“局势变化”，迟迟没有到来。

相反，坏消息一个接一个。

蒋介石的中央军，已经完成了进攻前的最后准备。胡宗南的部队，甚至已经和红军的前哨发生了零星的交火。

“通渭会战”的命令，随时可能下达。

陕北上空的空气，几乎已经凝固了。

南下突围的计划，再一次被摆上了桌面。很多人觉得，不能再等了，张学良可能靠不住，我们必须立即行动。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1936年12月12日，一声枪响，划破了西安城黎明前的寂静。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兵谏。

那个亲自来西安督战，准备发动“最后一战”的蒋介石，成了他们的阶下囚。

历史，在这一刻，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转折。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整个根据地都沸腾了。

没人能想到，张学良承诺的“局势变化”，会是这样一种石破天惊的方式。

原本准备南下突围的红军，停下了脚步。

那份已经被讨论了无数次，甚至已经细化到哪支部队走哪条路线的“南下计划”，被悄悄地收进了档案柜里。

它再也没有被拿出来过。

因为，已经不需要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