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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那边，走的却是另一条路。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


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总兵力四万五千人。

看起来建制和一方面军差不多，可翻开细账就看出区别了：红四军下辖三个师，每个师平均七八千人。

红二十五军下辖一个师，也有六七千人。

也就是说，四方面军的“师”，和一方面军的“军”，兵力差不多。

为什么四方面军不设军团？

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师”这个单位做实了。

在鄂豫皖，徐向前带的队伍，打仗讲究集中兵力，一个师上去就能顶一个军的作用。

再加上四方面军的干部里，黄埔毕业的多，对正规编制有自己的一套理解，觉得“军”就是“军”，没必要再往中间插一个“军团”。

1932年，四方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转战三千里，进入川陕。

在川北，他们站稳了脚跟，队伍迅速壮大。

1933年，四方面军把原来的四个师扩编成四个军：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

后来又加了一个红三十三军，是从川东游击队改编来的。


每个军的兵力，都在万人以上，最多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总兵力达到八万之众。

所以当懋功会师的时候，两支队伍站在同一条河边，却带着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

一方面军的“军团”，喊的是1928年井冈山时期传下来的号令。

四方面军的“军”，喊的是1931年鄂豫皖整编时定下的规矩。

两支队伍都从血里火里滚过来，谁也没有错。

错的是那个年代，苏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电台不通，交通断绝，各自摸索，各自生存。

会师的喜悦还没散去，统一的难题就摆在了桌面上。

1935年7月21日，中革军委在四川黑水的芦花，召开了一个会议。

会议结束的时候，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联名签发了一份命令——《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

这份命令的内容很明确：红一方面军的四个军团，全部改称“军”。

红一军团改红一军，红三军团改红三军，红五军团改红五军，红九军团改红三十二军。

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军，番号不变，还是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


命令里还指定了各军的首长：红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代理政委曾日三；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

这个命令发下去的时候，两支队伍的反应不太一样。

一方面军的干部们看着自己手里的命令，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

红一军团，那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底子，朱毛会师后第一个正规番号，长征路上打了多少硬仗，湘江边上是拿命垫出来的。

如今改称“红一军”，番号降了一格，建制上跟四方面军平起平坐了。

但没有人说什么。

谁都明白，统一编制是必须的。

两支队伍要协同作战，要一起北上，总不能一个发命令说“军团”，一个回电报说“军”，弄得跟两家部队似的。

再说了，一方面军这一路上减员太大，四个军团加起来也就两万来人，每个军团的实际兵力还不如四方面军的一个军。

番号再大，也挡不住枪弹。

降下来，反而是实事求是。


四方面军的干部们，看到命令的时候，倒是松了一口气。

本来还担心中央会把他们整编，现在一看，自己的番号全保住了，还多了一个三十二军。

张国焘对这个结果表面上没说什么，可心里盘算的是另一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