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周作人下地小解时，突然猝死，他死后，家属为避嫌，注销了他的户口，却没认领骨灰，这个结局，是他晚年凄惨处境的最终收尾。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民国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散文、翻译、文学理论都有很高成就，还曾是北大教授，但抗战时期，他留在北平，出任伪职，落下“汉奸”的名声，这成了他一生无法抹去的污点，也为晚年的苦难埋下伏笔。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被逮捕，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他被保释出狱，回到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定居。之后十几年，他靠翻译和写文章维持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给他发稿酬，日子虽平淡，还算安稳。
 
1966年开始，一切都变了，出版社停了他的稿酬，没了稳定收入，全家只能靠儿子周丰一夫妇的工资度日，很快，冲击落到他身上，红卫兵冲进八道湾的家，砸掉牌位，查封房屋，还把他拉到院子里批斗，用皮带、棍子抽打。
 
那段时间，他被禁止睡在正屋，只能蜷缩在后罩房屋檐下，后来又被赶到洗澡间，地上铺着稻草，阴冷潮湿，儿媳张菼芳再三求情，才获准在厨房给他搭了块简易铺板，勉强有个栖身之处。
 
此时的周作人已经82岁，体弱多病，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双腿严重浮肿，连走路都费劲，他曾两次让儿媳帮他递“呈文”给派出所，说自己年过八旬，活着只会拖累家人，请求允许服用安眠药了结生命，也就是他口中的“安乐死”，但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他的最后一篇日记停在1966年8月23日，内容简单记录了天气和日常，此后再也没有动笔，写了六十八年的日记就此中断。
 
1967年5月6日这天，中午老保姆给他端来玉米粥，他还和往常一样吃得干干净净，没人想到这是他最后一顿饭，几个小时后，就发生了猝然离世的一幕。
 
在当时的环境下，家属根本不敢把遗体送到医院查验死因，也不敢举办任何丧事，张菼芳只能按最简单的流程，匆匆到派出所注销了周作人的户口，然后把遗体送去火化，火化后，家属连骨灰盒都没敢认领，任由殡仪馆处理。
 
周作人去世后，外界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没有讣告，没有悼念，曾经的文化名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他留下的，除了生前的著作和翻译稿，就只有一段充满争议的人生，和晚年无尽的凄凉。
 
他的遗嘱早在1965年就立好了，内容很简单，说自己八十岁已无遗憾，死后火葬即可，骨灰随便处置，“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还提到自己一生文字都不值得称道，只有晚年翻译的希腊相关作品是多年心愿，这份遗嘱，和他最终无骨灰留存的结局，恰好呼应。
 
周作人一生的轨迹，始终绕不开争议，五四时期，他和鲁迅并肩推动新文化，文字温和却有力量，影响深远。抗战时的选择，让他身败名裂，从文化先锋沦为阶下囚，晚年想闭门著译，安稳度日，却没能躲过时代冲击，最终在病痛和屈辱中离世。
 
如今回望这段往事，抛开所有争议，只看他最后几年的遭遇，难免让人唏嘘，一个曾经在文化领域留下印记的人，最终以这样冷清甚至悲凉的方式落幕，连身后一点骨灰都没留下，人生的落差，莫过于此。
 
信源：光明网——《周作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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