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珍（1924年—2000年），山西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中国“慰安妇”受害者
杨时珍，1924年生人，山西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17岁时受到侵华日军极为残酷的性暴力伤害，被日本士官霸占、关押。被赎出后重病缠身，至20岁才稍有好转。婚后饱受病痛折磨，伴有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等症状，未有子女。
2000年，杨时珍去世

1941年的盂县西烟镇，山风里都裹着日军扫荡的血腥气。17岁的杨时珍扎着两条麻花辫，刚帮母亲洗完一筐衣裳，正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几个日本兵突然踹开家门，像抓牲口一样把她拖走，塞进了山羊马山炮楼。她拼命挣扎，哭喊着爹娘，却被日军用枪托狠狠砸在背上，疼得蜷缩在地，再也发不出声音 。

炮楼里的日军中队长一眼看中了她，强行将她霸占，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小窑洞里，整整两年。那两年，她成了这个日本士官的专属玩物，稍有反抗就遭毒打，身上的伤旧的没好新的又来。窑洞里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透气孔，她每天都在黑暗中盼着天亮，盼着有人来救她，可等来的只有日军的狞笑和无休止的凌辱 。她后来回忆，那些日子里，她连死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像个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疼，只有恨。

家里人没有放弃寻找她。父亲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又挨家挨户磕头借钱，凑够了一笔赎金，托人送给炮楼里的日军军官。1943年，当父亲终于把她接回家时，她已经不成人形——头发枯黄，眼神空洞，浑身是伤，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回家后，她高烧不退，浑身溃烂，整日躺在床上，水米不进，医生说她“离死就差一口气”。母亲没日没夜守在床边，喂她吃药、擦身，哭干了眼泪，才勉强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一病，就是整整三年，直到20岁，她的身体才稍有好转，可心里的创伤，却再也无法愈合 。

身体稍好后，经人介绍，她嫁给了邻村一个老实的农民。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可日军留下的伤害，却像跗骨之蛆，紧紧缠着她。婚后不久，她就开始精神失常，常常半夜惊醒，大喊大叫，有时还会突然冲到屋外，漫无目的地奔跑。更让她痛苦的是，她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病，大小便失禁，每天都要垫着厚厚的尿布，身上总是带着一股异味。丈夫没有嫌弃她，每天帮她换洗尿布，陪她说话，可她心里的自卑和痛苦，却越来越深。她多想有个孩子，可身体的损伤让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这成了她心底永远的遗憾 。

日子一天天过去，杨时珍的病情时好时坏。她清醒的时候，会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一遍遍给丈夫讲炮楼里的遭遇，讲那些黑暗的日子，每一次讲述，都像在伤口上撒盐，让她撕心裂肺。她也会和村里其他受害的姐妹一起，偷偷抹眼泪，互相安慰。1995年，当乡村教师张双兵来村里调查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情况时，杨时珍没有丝毫犹豫，就说出了自己的遭遇，还在控诉书上签了名，成为首批起诉日本政府的受害者之一 。

她和其他15位盂县受害老人一起，委托日本律师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公开道歉并赔偿。1996年，她拖着病弱的身躯，在张双兵的陪同下远赴东京出庭作证。她用颤抖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讲述自己被霸占、被关押的经历，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可日本法院的判决，却一次次让她心寒。2001年，东京地方法院驳回诉讼；2004年，东京高等法院虽然承认了日军侵害事实，却以“个人无权起诉国家”为由再次驳回；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依旧是拒绝赔偿 。

这些判决像一把把钝刀，割在杨时珍的心上。她晚年精神失常的次数越来越多，常常抱着枕头，喊着“鬼子来了”，吓得浑身发抖。她的身体越来越差，走路都需要人扶，可她始终没有放弃，每次有人来看她，她都会拉着人家的手，反复说“我要道歉，我要公道”。2000年，76岁的杨时珍在睡梦中离世，她到死都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没有看到加害者为罪行负责 。

杨时珍的故事，是无数“慰安妇”受害者的缩影。她们本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却因日军的暴行，一生都活在痛苦和屈辱中。日本政府明明承认了罪行，却用各种荒唐的借口推诿责任，这种既认账又耍赖的行为，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对历史的漠视。

铭记杨时珍，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住历史真相，不让那些血泪被时间掩埋，不让无数受害者的痛苦被遗忘。日本政府若始终回避历史、拒不道歉，只会永远背负着战争罪行的枷锁，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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