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凤，出生于1924年，海南澄迈人。
王志凤在父母双亡后与两个弟弟相依为命。1940年，16岁的王志凤前往外婆家舂米，在借米返家途中经过日军关卡时，因随身携带的棕榈叶编织小兜（内装几件随身衣物）被日军盘问，随后不幸被抓到大云墟据点，陷入了长达两个月的噩梦。在此期间，王志凤白天被迫为日军挖战壕做苦工，夜里则被强迫成为 “慰安妇”。一次因奋力反抗，王志凤被日本兵一拳打聋耳朵，这一创伤伴随其一生，晚年仍受听力障碍困扰。最终，家中伯父与其他亲戚东拼西凑9块大洋，辗转托 “村长” 将钱交给日军，才将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的王志凤救出。1947年，19岁的王志凤嫁给土垄村的钟玉安。

1940年的澄迈，早已被日军的铁蹄踩得支离破碎。这年，日军在琼崖设立的慰安所已达上百家，大云墟据点更是周边村落的噩梦 。王志凤那年才16岁，父母双亡后，她是两个弟弟唯一的依靠。那天她揣着外婆给的米，背着那个亲手编的棕榈叶小兜，里面就几件换洗衣裳，想着回家给弟弟们做顿饱饭，哪想到过个关卡就成了地狱的入口。日军看她长得清秀，又瞧见那个小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她拽进据点，她的哭喊被枪托砸得咽了回去，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据点里的日子，是她一辈子都抹不掉的阴影。白天，她和其他被抓来的村民一起挖战壕，日军拿着皮鞭在旁边抽，谁慢一点就遭毒打。她的手磨出了血泡，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饿了只能啃几口发霉的饭团。到了夜里，更可怕的事情来了，日军把她拖进昏暗的房间，她拼命挣扎，却被一个日本兵狠狠一拳打在左耳上，那一下，她只觉得天旋地转，耳朵里嗡嗡作响，从此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后来她才知道，那拳不仅打聋了她，还打碎了她的鼓膜，这种伤，在那个年代根本没法治。

和她一起被抓的还有几个姑娘，有个比她小两岁的，因为受不了折磨，试图逃跑，被抓回来后，日军用刺刀划破她的脸，她的惨叫声，王志凤虽然听不见，却看得清清楚楚，那画面像刀子一样刻在她心里。她不敢再逃，只能默默忍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等着家人来救她。她不知道，伯父和亲戚们为了救她，正挨家挨户借钱，那9块大洋，在1940年的海南，能买300多斤大米，是普通人家半年的口粮，亲戚们把家里的田地都抵押了，才凑够这笔“赎金”。

被赎出来那天，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头发乱糟糟的，左耳里还在流脓，见了伯父就瘫在地上哭，可哭不出声音，只有眼泪不停地流。回家后，两个弟弟扑过来抱着她，她却不敢看他们的眼睛，她觉得自己脏，配不上这个家。村里的人看她的眼神也变了，有同情，有鄙夷，更多的是指指点点。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愿出门，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醒来就抱着膝盖坐到天亮。

1947年，经人介绍，她嫁给了土垄村的钟玉安。钟玉安知道她的遭遇，却从不多问，只是默默地照顾她。他们生了四个孩子，日子过得清贫，却也算安稳。可那只聋了的耳朵，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孩子们说话，她只能侧着右耳听，家里人都得大声跟她说话。有一次，小儿子不小心摔了跤，哭得撕心裂肺，她却一点都没听见，等她发现时，孩子的膝盖已经摔破了，她抱着孩子，哭得比孩子还伤心，她恨自己的耳朵，恨那些日本兵。

晚年的王志凤，听力越来越差，几乎完全听不见了。她喜欢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拿着一块旧布，不停地缝缝补补。孩子们问她在缝什么，她只是笑笑，其实她是在缝那些被撕碎的记忆。她从不跟孩子们提过去的事，直到有一天，上海师范大学的调查人员找到她，她才颤抖着说出那段经历。她拉着调查人员的手，用手势比划着，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她说她不是想博取同情，只是想让后人知道，那些鬼子做了什么，她的耳朵是怎么聋的。

和王志凤一样，海南还有很多“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比如澄迈的李美金、临高的黄有良，她们都曾被日军抓去据点，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截至2024年，海南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已经不到5人，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没能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这些老人，用一生的时间，背负着无法愈合的创伤，她们的故事，是日军侵华暴行最真实的见证。

可日本政府至今仍在试图否认这段历史，他们修改教科书，删除“慰安妇”相关内容，甚至有人声称“慰安妇是自愿的”。这种无耻的言论，比当年的日军更令人愤怒！王志凤的左耳，永远听不见声音，可她的心里，却永远记得那些痛苦的日子。她的遭遇，不是个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伤痛。

我们不能忘记王志凤，不能忘记那些受害者，不能忘记历史。记住她们，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今天的和平，是无数像王志凤一样的人用苦难换来的，我们有责任守护这份和平，有责任让历史的真相永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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