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如何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性进步？
1950年冬，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呼叫后方，临时拼装的电台吱吱作响，杂音几乎盖过指令。保障部队回电：国产元件匮乏，电子管还得拆旧收集。这样的窘境给正在北京筹建工业体系的决策层敲响警钟——没有自己的电子工业，国防只是空中楼阁。
一星期后，政务院批准设立电信工业管理局，周恩来为该局定下首条任务：把能自制的零部件统统拿到手。缺人，他就写信动员留美留欧的青年学者回国；缺设备，他便与外交部门商洽苏联援建项目。在156项援建名单里，硬是挤出了8个电子方向指标，这一步为后来的半导体腾挪出了地盘。

归国潮随之而来。1955年春，林兰英带着两根珍贵的锗硅单晶抵达北京机场，她笑说：“这可是给祖国的见面礼。”同机而至的，还有成众志、王守武等十余位年轻学者。一张大网迅速铺开——培训班在清华开课，苏联专家也被请进课堂，三个月内就完成了近百名技术骨干的强化训练。到1956年岁末，《1956—1967科学发展远景规划》通过，其中“半导体与电子学”被列入“四项紧急措施”，57项任务、12个重点项目随之落实。
规划只是纸面，工厂与实验室才是落点。中国科学院把原来的应用物理所切出一块地盘，改建为半导体物理研究室，负责人是行事低调却思路犀利的王守武。1958年元旦，北京后海畔的简易车间里传出欢呼——首支合格的点接触晶体管点亮示波器。不到半年，林兰英主导的锗单晶技术成熟，晶体管良品率翻了十几倍。那一年，上海一家无线电厂试产300台三管收音机，标记着半导体器件第一次步入民用市场。

科研与军用从未分家。103型电子计算机在同年投入试运行，核心逻辑部件第一次抛开笨重的继电器，改用国产晶体管；哈尔滨军工学院随后研制的331型机，更直接服务火控系统。国防部评价：如果没有这批小小黑壳器件，演算弹道得靠算盘撑到何年？
跨越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半导体研究的脚步并未放慢。1960年9月，半导体研究所正式挂牌，刘再生任所长，周恩来在批示中只写了八个字：“为用而研，为研而用。”饿肚子也要做科研的日子里，研究所依旧在夜里灯火通明。1962年，硅外延片通过鉴定，为后续的高能物理探测器打下物质基础。

需求的拉力最强。1964年10月16日，人们在戈壁看见蘑菇云升腾，很少有人知道，引爆系统里关键的半导体触发器来自北京那幢灰色小楼。1967年6月，氢弹试验成功，研制团队在简报上写下“关键器件运行正常”，字迹虽小，却重若千钧。紧接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信标机由半导体所和七机部联合完成，历时三年，7台样机轮番上天测试，最终在1970年4月24日播出那首耳熟能详的曲子。
风雨也曾骤起。1966年底的纷乱冲击科研序列，不少实验室陷入停摆边缘。为防链条断裂，中央专门委员会直接派驻解放军接管重点单位，周恩来强调：“任何情况下不得拆散科研骨干。”北京城深夜的军车来去匆匆，用最直接的方式守住了几百台设备和上千份实验日志。正是这道保护网，使得专项项目仍能按节奏推进。

形势回暖后，1972年8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再次确认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半导体列为优先恢复领域。翌年春，王守武率团赴日考察NEC公司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准备购买一条自动化封装设备。资金、条款谈妥，最后却因汇率变化和外部限制搁浅。遗憾之外，考察报告却带回了全新的工艺路线，也让国内工程师第一次近距离审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成形流程。
到1973年底，全国半导体年产量已超过电子管，总线性增长背后是二十多家地方厂的同步改扩建。从战场上的吱吱电台，到可自主配套卫星、计算机、收音机的产业雏形，全程不过二十余年。驱动者是国防紧迫感，也是对科技自立的笃定信念；支撑者则是一批批科学家夜以继日的实验与数不清的生产线上马达轰鸣。中国半导体的第一章，在这样的合奏中落下句点，却也为后续更激烈的赛跑按下起跑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