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五弟毛泽嵘多次进京求见为何总被拒，6次都未能如愿是什么原因？
1953年春，刚刚迁都四年的北京已是人声鼎沸，南来北往的探亲人群把前门站挤得水泄不通。候车室里，一名中年男子紧握布包，被问起来意，只淡淡答了句“进京找亲戚”。没几个人知道，他名叫毛泽嵘，年近六旬，是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堂兄。
那年中央刚刚收紧对领导人亲属来京探访的审批。文件写得不卑不亢：凡属中央首长亲友，来京需报批，理由要明，健康要过关。一刀切谈不上，却让许多挂着“革命亲属”名头的人打来北京的火车票后，又灰头土脸折返乡间。毛泽嵘也是其中之一。车站工作人员一句“老人家，您眼睛不太好，路上辛苦，可得考虑清楚”，像钉子似的钉在他心头。他还是执意踏上列车，可到天津时，劝返的电报已等在那里。就这样，他第一次赴京搁浅。

往事若翻旧账，总绕不开1925年那个骄阳似火的夏日。那年，韶山农运正酝酿，年轻的毛泽嵘跟随三哥毛泽东的鼓动，成了农民协会的通信员。每日里，他踏着田埂，把宣传材料塞进社员手中。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四·一二”风暴刮起，他不得不躲到外县的小庙里，靠给人放牛、打短工糊口。十年颠沛，回到家乡时，祖屋早被变卖，他只好借住舅舅家，重操农具，肩挑锄头，日复一日。
1949年夏，解放军四野兵锋直指长沙。部队进驻韶山后，师首长奉命寻找毛主席亲属，安置北上。堂弟毛泽连、表弟李珂被安排启程。临行前，毛泽嵘递上自家种的红薯干，托付一句：“带到北京，告诉三哥，我想见他。”半年后，毛泽连带回一封批示和一件灰色呢大衣。批示言简意赅：眼疾在身，路远风寒，暂缓进京。言下之意，无非怕他劳顿。“咱先听三哥的。”毛泽嵘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打定主意，来年再走。
此后九年，他先后向省里递了三次申请：1953、1956、1960。每回都提前备好土鸡蛋、腊肉和自家酿的米酒，打包交到韶山办事处。然而北方一纸回电，总是建议“安心家乡，保重身体”。一来二去，乡亲们议论，说老五命苦；可他只闷头在稻田里背诵那首《沁园春·长沙》，念一句，插一行秧，汗水滴在秧把上。

1962年后，中央内部明确，凡探望首长须经本人批准，且不得频繁。对毛泽嵘，这条规定近乎最后屏障。家里晚辈劝他别折腾，他却摇头：“我就想看看三哥。”偏偏眼病恶化，连山路都走得踉跄，更添阻力。
1972年深秋，湖南省里忽然接到一封特急电报：首长同意毛泽嵘赴京，就医为先。十天后，他登上专列，路上兴奋得几乎彻夜未眠。“身体吃得消吗？”列车员关切地问。“没事，撑得住。”他拍拍胸口。进了中南海，兄弟二人隔床对坐，彼此默然。多年巨变尽在无言：一位是共和国的领袖，久病在身却目光如炬；一位是耄耋在望、双目昏花的老农。告别时，毛泽东轻声嘱咐：“好好活着，家里还需要你。”毛泽嵘点头，却不敢回头。

1976年9月，噩耗传来。翌年清明，他终于再度北上，步履蹒跚，站定在庄严的水晶棺前，久久不语。送别后，他回到韶山，把那件灰呢大衣供在堂屋，谁劝也不肯收起。村里人偶尔路过，望见门缝里那抹灰色，心里都生出说不出的唏嘘。
毛泽嵘此生只进京两次，一次是渴望多年的重逢，一次是道别。他留给后人的故事不多，却足以说明一点：在国家机器迅速运转的年代，亲情要给纪律让路，普通人的热望也须向制度低头。历史的大幕层层掀起，台前的光芒万丈，幕后总有人在沉默中老去，只留下名字和一段风尘仆仆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