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率大军伐吴之时，并未带诸葛亮随军出征，蜀汉朝堂的君臣都清楚这场战事的风险，刘备本人也有着清晰的人事安排考量，多重现实因素共同促成此次人事调配。

诸葛亮长久坚守联吴抗曹的核心战略，该战略是诸葛亮为蜀汉规划的立国根基，曹魏政权始终是蜀汉需要直面的首要强敌，东吴势力仅存在领土纠纷与私人恩怨，吴蜀两国的内耗只会让曹魏势力坐收渔利。

刘备因关羽遇害的仇恨执意发动伐吴战争，君臣二人的战略分歧会在行军作战期间产生不必要的内部矛盾，刘备不愿随军的诸葛亮反复劝阻战事，君臣之间的意见冲突会干扰前线作战的决策节奏。

蜀汉政权的统治根基在当时并未完全稳固，刘备集团拿下益州的时间相对短暂，益州本土士族与刘璋遗留的旧部并未彻底归顺朝廷，地方潜藏的叛乱隐患时刻威胁后方安稳。

刘备带领国内主力兵马奔赴前线之后，成都城内的留守防务、朝堂政务、地方维稳工作都需要可靠重臣全权把控，诸葛亮具备统筹全局的理政能力，此人的留守举措可以稳固蜀汉后方的统治秩序。

蜀汉军队的长途征战需要充足物资作为支撑，粮草筹集、兵员补充、物资转运等后勤工作都需要专人统筹调度，诸葛亮历来承担蜀汉后勤保障的核心工作，此人的留守状态能够保障前线军队的物资供给不会中断。

诸葛瑾身为诸葛亮的亲生兄长且任职东吴朝堂，特殊的亲属关系会让诸葛亮在吴蜀交战阶段陷入尴尬处境，刘备为规避朝堂内外的流言非议，刻意将诸葛亮留在成都处理内政。

刘备在汉中之战取胜后顺利称帝，帝王身份会提升此人的主观判断意识，刘备过往的征战经历会强化自身的军事自信，这位君主认定个人指挥能力足以平定东吴战事，前线阵营配备的马良等谋臣也可以满足基础谋划需求。

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程度从未降低，君主只是根据两人的能力特质划分不同职责，前线作战的军务交由本人亲自把控，后方治国的要务全权托付诸葛亮负责，君臣分工的调配方式符合当时蜀汉的综合国情。

这场战争的最终失败存在多重客观诱因，刘备不带诸葛亮的决策并非用人失误，该决策只是贴合时局的理性人事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