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逼近成都，国画大师张大千靠着国民党高官张群的关系，弄到了最后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他带着四夫人徐雯波，还有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匆匆登机离开了。
 
1949年12月，解放军向成都快速推进，国民党军政人员忙着从新津机场撤离，这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撤离通道之一，军用机票被严格管控，普通官员都很难拿到，更别说文化人士，张大千当时在成都，住金牛坝居所，他知道这是离开大陆的最后机会，一旦解放军进城，后续再想走基本没可能。
 
张大千能拿到机票，核心靠张群，张群是国民党高官，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和张大千私交很深，两人往来多年，一直以朋友相处，当时军用航班的座位全由军方和高层把控，普通人根本没资格申请，只有高层点头才能拿到名额。
 
12月6日，张大千带着四夫人徐雯波赶往新津机场，徐雯波当时19岁，是张大千的第四位夫人，两人一同在成都生活，撤离时张大千只带了她同行，其他家人留在大陆，机场一片混乱，军用运输机严重超载，阎锡山等高官都带着大量行李，阎锡山甚至带了两大箱黄金，飞机载重已经到极限。
 
张大千此行最重要的行李，是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1941到1943年，张大千两次前往敦煌莫高窟，历时近三年，风餐露宿，克服大漠缺食少水、画布制作困难等各种问题，总共临摹276幅壁画，这些摹本耗费了他大量心血，还花了5000两黄金，为此变卖了不少珍藏古画。
 
当时飞机已经快要起飞，张大千带着画作赶到时，登机难度极大，同机的教育部长杭立武深知这些敦煌摹本的价值，知道它们是珍贵的艺术资料，最终决定卸下自己的三件行李，其中还有他毕生积蓄的20多两黄金，腾出空间让张大千和画作登机，同时要求张大千后续将部分摹本捐给故宫博物院，张大千当场答应并写下承诺。
 
12月9日，飞机从新津机场起飞，这是国民党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之一，张大千带着徐雯波和敦煌摹本，离开大陆飞往台北。
 
到台北后，张大千的敦煌摹本一部分留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一部分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四川博物院，成为研究敦煌艺术和张大千艺术生涯的重要资料，他此后辗转印度、巴西、美国等地，再也没有回到大陆，1983年在台北病逝。
 
信源：中国新闻网——《亲历者回忆五次国宝迁台:包括〈快雪时晴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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