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对张廷玉严加苛待，可与鄂尔泰相比，张廷玉的最终命运其实还算较为幸运吗？
1735年十月，紫禁城里夜色浓重。新皇对侍立一旁的太监轻声问道：“朕若远祖训，先要收心谁之手？”太监揣摩圣意，只敢含糊回道：“内阁两位老臣，皆可辅弼。”皇帝点了点头，却在心底记下一笔：一个是满洲宿将鄂尔泰，一个是汉大儒张廷玉，二人都曾是先帝雍正的左右手，如今却是自己王座前最醒目的两座高山。
在外人看来，鄂、张对乾隆是左右逢源的良臣——前者握有边疆军功，背后站着一票旗人宿将；后者掌中枢章奏，门生尽是江南词臣。可在皇帝眼里，这恰恰意味着潜在的双重掣肘。雍正留下的顾命体制，让这两支力量如同两艘巨舰并行，皇帝的舵位虽高，却要时时提防船体的自转。

鄂尔泰一路征剿苗疆、平定青藏，军功灿若星辰。他自比“柱石宰相”，时常在内阁阔论兵机，又暗与宗室权贵往来。“老臣鞍前马后，无异诸葛之在蜀。”据侍从私记，乾隆闻言微微挑眉，没有作答。那是一声暗哨，提醒自己将来必有秋后算账的时刻。
张廷玉出自桐城书香，号称“笔砚之间制乾坤”。他手里没兵、却握诏诰，修史、起居、诰敕皆经他笔，文字柔软，却能塑造正统。张党成员多半是庶常郎、侍讲学士，讲究“以笔为戈”。在军事之外，这支文臣网络也足以影响风向，却鲜少与旗营往来，锋芒暗藏。

甫一登基，乾隆先给满陣营送去试卷。乾隆六年，一纸密折从国子监翰林仲永檀案头递入御前，指控礼部侍郎吴家驹贪墨，并旁引张廷玉名号。皇帝表面惊诧，暗处却盯上了更大的目标。再三核查后发现泄密的源头竟是鄂尔泰长子鄂容安。廷议轰动，诸臣交头接耳：“原来仲永檀是鄂相门生。”张廷玉却低头不语，连夜命家人焚去往来书札。
处理结果，吴家驹革职，仲永檀锒铛入狱，鄂容安只得记过调任。表面看是循例问罪，实则乾隆已精准敲下第一记警钟：军功世家并非常胜券在握。此后，鄂党在部院升迁频频受挫，旗中子弟私下咬牙，却无从发作。

乾隆十年春，老臣鄂尔泰病卒。故旧大将张广泗恰在川陕用兵失机，被逮回京问斩。廷臣中有人进言求情，皇帝摇头，“军机岂容一毫耽误？”从此，满洲武弁望风披靡。两年后，又一场文字狱将火烧到残余势力：广西学政胡中藻因诗句“一心肠论浊清”被捕。同僚劝他删改字句，胡中藻长揖一礼：“蒙鄂公大恩，哪能苟且？”狱门一闭，鄂氏族祠也随之被撤出贤良祠。
对照之下，张廷玉的沈潜更显老道。有人劝他夺取已空出的兵部尚书，他却只摇扇微笑：“陛下用我写字，我便握笔。”世袭封爵、分府库、修国史，每一步都避开了军队与旗营。乾隆十三年，借“圣学渊源”一案，他仍被削去部分实权，但配享太庙的殊荣依旧在册。老臣告退那日，皇帝赐御札：“凡事有据，此心无私。”外人听来恭维，实则也是警句。

回看十余年拆局：先敲外围、再断主干、最后维持平衡。鄂党因手握兵权兼涉宗室，于是先被架空后被连根拨除；张党虽受责备，却因缺少“兵”“钱”两张底牌，只能在风口处自保。乾隆不必将刀举到极端，亦不容任何集团复燃，是故张廷玉能在风雨中留下一线立功与传名的空间。
史家常说，清中期的权力棋局是皇帝与大臣的漫长博弈。鄂尔泰的熄灭与张廷玉的保全，不过是乾隆一步一步收紧皇权的注脚。在这场无形却锋利的角逐里，军功与人脉是盾也是靶，谨慎与自制则成了唯一可靠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