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车内“性侵迷局”；法院认定女方事前给男方进行过口部亲密行为，女方收三十万改口5次，法院为何还是判定性侵成立？

河北承德，1995年出生的王明（化名），是某公司职工，拥有硕士学历。

2024年10月，通过网络认识刘丽（化名），两人均有稳定工作，且都单身，聊得很投机。

1个多月后，恰逢春节返乡，王明从外地回到承德老家过年，双方决定当晚线下见面。

晚9点，王明开车接刘丽，直接把车停在一个僻静停车场。

两人先在前排聊天。气氛渐渐暧昧，两人默契地爬到后排，互相拥抱、抚摸、亲吻。

孤男寡女共处一车，加上之前在网上建立的亲密感，两人尺度越来越大。

据法院一审查明，刘丽当时同意给王明进行口部亲密行为。

这一举动让王明心里认定“她同意和我发生关系”。

有前面的“铺垫”，王明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

他先提议去附近酒店开房，但遭到刘丽拒绝。

王明不甘心，下车去买了避孕套，再次询问刘丽意向，刘丽依然拒绝，说“买了也没有用”。

两人没去酒店，再次返回车上。两人再次产生搂抱行为，刘丽又一次给王明口部亲密。

但这次，王明没再忍耐，提出要和刘丽发生性关系。

刘丽笔录中回忆：“在车上他要和我发生性关系时，我也说了我不想，你别这样，我当时是拒绝的”。

刘丽明确表示不愿发生关系，并称拒绝后，王明急了。

他动手卡住刘丽脖子，打了她左脸两巴掌，还言语辱骂，并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激烈反抗下，刘丽手腕出现淤青，右下臂、小腿等部位出现划伤。王明肩膀附近也被抓伤。

事后刘丽立刻在车内拨打报警电话，声称遭到强奸。

警方立案侦查，王明涉嫌强奸罪被捕。

眼看儿子前途将毁于一旦，王明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为让儿子取保候审、轻判甚至无罪释放，王明母亲多次找刘丽及其家属赔礼道歉。

最终双方谈妥一笔30万元“和解金”。

去年3月21日，王明母亲向刘丽支付30万后，刘丽签署一份刑事谅解书。

之后审讯中，刘丽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

立案初期，刘丽4次询问笔录，一致地指控王明暴力威胁。

但在接下来5次询问中，全部改口称“和王明发生性关系是自愿”。

她解释称，改口是因收了王明母亲30万补偿，觉得王明也不易，不想让他坐牢。

虽希望轻判，但也不想让他完全免罚，内心比较纠结。

她甚至称：“我当时报警说自己被强奸，是当时情绪比较激动……虽然心里有过犹豫，但后来想想当时也算是同意了。”

然而仅过了一个多月，刘丽又推翻前面5份笔录，再次找到警方称自己此前说的“自愿”不属实，请求警方依法办案。

她坚称报警时指控强奸的情况是属实的。

去年12月25日，承德双桥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明构成强奸罪。鉴于取得谅解，酌定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判决后，始终坚持“无罪”的王明表示不服，向承德市中院提出上诉。

今年3月30日承德市中院二审开庭审理，未当庭宣判。

此案引起热议，与当年的“订婚强奸案”有相似之处。与其极具迷惑性的事实背景和法律争议有关。法律层面的解析或能给出答案。

第一，强奸罪的认定核心在于“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而非“是否有暧昧前戏”。

本案最大争议点：刘丽案发前，不仅同意与王明“车震”，甚至配合进行口部亲密行为。

在王明看来，有理由认为“到了这一步，发生实质性关系也是水到渠成”。

但法律层面，事前暧昧举动，绝不代表事后对更深层性行为的同意。

判断强奸罪的核心，是审查发生实质性器官结合时，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本案刘丽不仅持续语言拒绝，还表示“买了套也没有用”，发生关系后手腕淤青、小腿划伤等伤情，都成为法院认定王明构成暴力、胁迫行为的事实依据。

哪怕双方在前戏中有再多亲密，只要在最后实质行为发生时，女性表达了拒绝，且男性采取了强制手段，强奸罪即告成立。

第二，女方多次“改口”以及签署“谅解书”能否为王明脱罪？

辩护律师提出，刘丽前后陈述自相矛盾，对关键事实“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说法完全相反，本着疑罪从无原则，不能将其作为定案依据。但承办法院未采纳。

在涉及性侵案件中，被害人后续“变卦”或收取赔偿后签署“谅解书”，并不一定就天然否定案发当时违背妇女意志的事实。

司法实践中，法院并不会因你签了“谅解书”就推翻之前的客观证据。

所谓谅解书和赔偿金，更多体现的是被害人对嫌疑人侵害行为的“事后宽恕”。

这种宽恕可减轻被告人刑罚，但很难抵消事发时违背妇女意志的客观违法性。

正因如此，一审法院虽采信谅解书，把它当作“酌情从轻处罚”的依据，但坚持认定王明“强奸罪”成立。

若因犯强奸罪被定罪，对于王明未来职业前景及婚恋家庭，都将产生极其严重负面影响。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