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士贞（1903年-1929年），原名邢履祥，山西省汾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出生于农民家庭。

26岁，正是一个人刚要在世上站稳脚跟的年纪，邢士贞却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上海龙华的那片血泊里。你很难想象，这个从山西汾西邢家要村土炕上爬起来的农家娃，会一步步走到中国革命的心脏地带，和彭湃、杨殷这些党的领袖并肩，最后一起倒在国民党的枪口下 。1914年他才11岁，就背着干粮步行几十里到县城读初小，高小里的进步教员把《平民周报》《新青年》塞到他手里，那些铅字像火星子，一下子点燃了这个穷孩子心里的火 。1921年他考上太原新民中学，和同学凑钱买进步书刊，夜里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读到陈独秀的文章就拍着床板叫好，读到李大钊的演讲就忍不住掉眼泪，那时候他就认定，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 。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太原，他连夜写传单、画漫画，第二天就带着同学上街游行，嗓子喊哑了就用手比划，鞋子跑丢了就光着脚走，硬是把汾西县的反帝浪潮掀了起来 。他还领着人筹建农民协会，把村里的佃户、长工都组织起来，跟地主老财们争减租减息，那些平时连大气都不敢出的庄稼汉，跟着他喊出了“打倒封建剥削”的口号 。这年冬天，他揣着几块干粮南下，一路靠打零工、扒火车，从安阳跑到汉口，就是想找到共产党的组织，他说“在家乡闹革命太小，我要去大地方，干大事业” 。

1927年，他在汉口入党，介绍人是后来成为开国上将的王世英。不久他就带着任务回汾西，借着组建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的名义，秘密成立了中共汾西第一个党支部，他和几个党员白天跟国民党周旋，晚上就到村头的破庙里开会，煤油灯的烟把脸熏得乌黑，却照亮了每个人眼里的光 。可好日子没几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刮到山西，国民党封了县党部，贴出通缉令抓他，他躲在山洞里待了三天三夜，靠着乡亲们送的红薯和水活下来，最后扮成货郎，挑着担子连夜逃出了汾西。

他一路辗转到上海，被分到江苏省委军委，负责兵士运动，还兼任吴淞区委委员 。吴淞是上海的海上门户，国民党驻了重兵，兵运工作难如登天。他化名郭瑞生，穿起粗布褂子，每天在军营门口的小茶馆里喝茶，跟士兵们拉家常，听他们抱怨军饷被克扣、当官的打骂士兵，然后悄悄给他们讲革命道理，教他们唱《国际歌》 。他还在吴淞办了两期军事训练班，把兵运干部藏在渔民家里，夜里就着渔火讲战术、教联络暗号，那些学员后来都成了策反敌军的骨干 。他通过党员江儒田跟士兵们结拜兄弟，把南炮台的党组织搞得红红火火，连国民党军官都纳闷：“怎么最近士兵们都不爱喝酒赌钱，反倒爱扎堆聊天了？”

1929年8月24日，他去新闸路开会，刚进门就被埋伏的特务抓住，一起被捕的还有彭湃、杨殷、颜昌颐，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龙华四烈士”案 。国民党知道他是兵运负责人，先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冷笑一声：“我一个农民的儿子，要你们的官做什么？”敌人又用老虎凳、辣椒水折磨他，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却始终咬着牙，连一个党员的名字都没吐露。在狱中，他和彭湃等人给党中央写信，信里说：“我们未死的那一秒以前，努力在这里作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同志不要为我们哀痛，望你们大家努力！”这段话，后来成了无数革命者的座右铭 。

8月30日下午，敌人把他们押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的院子里，他和彭湃、杨殷、颜昌颐一起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枪声响起时，他还在喊着口号，倒下时，眼睛还望着天空，仿佛在看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周恩来后来专门写文章悼念他们，说他们的牺牲是党的巨大损失，却让更多人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

如今，汾西县邢家要村的烈士故居还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他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和彭湃、杨殷、颜昌颐的名字紧紧挨在一起 。他本可以在家乡种地、教书，安稳过一辈子，却偏偏选择了最危险的革命道路；他本可以在被捕后屈服，换来荣华富贵，却用生命捍卫了心中的信仰。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有无数像邢士贞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却用最纯粹的理想，为后来者铺就了通往光明的道路。我们今天能安稳地生活、自由地呼吸，不正是因为这些先烈们用青春和生命挡住了黑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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