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在1992年给国家写信建议直接发展新能源汽车，跳过汽油和柴油，这番远见如今如何看待？
1991年的一个冬夜，东三环高架刚刚通车，汽车灯影如织，尾气在路灯下化作淡黄色的雾团，路边行人掩鼻而立。城市终于有了车流，也第一次尝到了油烟的味道。
那时，全国一年下线的轿车不到两万辆，多数还是合资组装。好不容易买到车的人兴奋异常，可加油站排起长队，汽油票的影子仍在记忆里挥之不去。
就在这样的节点，七十九岁的钱学森把目光从天上的导弹落到地上的汽车。他对身边的青年说了一句：“道路多了，车多了，可我们的油从哪来？”

那双在风洞里握惯数学公式的手，提起笔，写下一封长信，收信人是主管工业的邹家华。信里一句话最醒目——应当跨过内燃机，直攻电动汽车。
“汽油机还值得追吗？”会谈室里，有工程师低声问。“不追。”钱学森答得干脆，“电池是门槛，也是捷径。我们要学会选赛道，而不是永远跟跑。”短短数语，火花四溅。
为何敢下如此断语？源头在他的系统工程思维。20世纪60年代主持“两弹一星”时，他就明白，资源有限，必须把国家力量投向决定性环节。
在汽车领域，决定性环节不是钣金焊装，而是电池、电机与控制系统。那一时期，欧美刚刚恢复对电驱技术的兴趣，日本则在实验镍氢电池。钱学森遍读国外期刊，判断潮流将变。

他在信中列出三笔账：石油进口的外汇压力；大城市污染的健康支出；内燃机专利的层层封锁。他写道，只要抓住蓄电池，2020年中国上千万辆电动车并非幻想。
副总理很快批示成立攻关小组。然而实验室的镍镉电池寿命不过三百次，动力电机缺稀磁材料，充电桩概念更是陌生。资金、人手、市场均有限，计划被厚厚的档案袋封存。
这并非他第一次与现实碰壁。1950年，钱学森在洛杉矶港口被FBI拦下，之后被软禁五年。那封用左手写、假装出自儿童的求援信，最终穿越重重关卡送到周恩来案头。

1955年10月10日，他和家人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三等舱归国。船抵上海，正值黎明，他倚栏望着外滩，“总算回来了。”同行的海军代表记下了这句话。
自那天起，他把个人命运全部与国家绑在一起。导弹、火箭、卫星，一个接一个立项、攻关、点火，他的名字留在书籍，也留在无声的夜空。
有意思的是，正当他写新能源汽车建议时，国内对“市场换技术”信心正盛。北京吉普、上海大众的生产线铆足了劲，全社会需要的是立刻能跑的车，而不是实验室里的模型。
结果大家看见了——20年里，马路上的汽油车从几十万涨到几千万。等到锂电突破、政策转向，背后却已有早期标准、材料、人才的储备，许多来自当年那份备忘录。

“钱老当年要是再坚持呢？”有人不免设想。另一位老工程师摆手：“他已经把路指给我们，剩下的是时代的步伐。”一句轻声，却像螺栓锁进钢梁，咬合住了历史的因缘。
2022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600万辆，全球第一。翻开尘封三十年的那封信，人们发现，字迹已微黄，思路依旧锋利。跨过油与火的年代后，中国车流正进入电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