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一巨大的阴谋真让他们得手，中华民族的未来或将面临巨大危机！
1938年1月16日，日本第一次近卫声明传入大后方，汉口报馆里一片嘈杂。有人愤然将报纸摔在桌上，也有人悄悄合起双手，一字一句默记那段措辞——“不以南京政府为谈判对象”。话音未落，几位熟谙日语的中国外交官已在长江边碰头，他们自嘲是“举着灯笼摸黑的人”，要在弹雨与烟火之间，给战争撕开一丝缝隙。
董道宁就是其中最沉默的一位。这位出生成长于东京的宁波人，背了两本字典横跨海峡，装作商人，2月初抵达横滨。表面上是旧交叙旧，实际上是探路——他要见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谋略课少将影佐祯昭。影佐代表所谓“不扩大派”，急切想把“边打边谈”的想法递给重庆。几次周旋后，他写下一封署名信，要董带给何应钦、张群两位国府要员。信不长，却开出两行诱人的条件：华北可设“自治政体”，长城以南撤军腾地，余事再议。

3月下旬，香港浅水湾的黄昏见证了一场静悄悄的聚会。董道宁、高宗武、西义显、伊藤芳男和松本重治围桌而坐，海风吹乱烛火。西义显压低嗓子：“各位，此局若成，东亚可少流多少血？”高宗武没有接茬，只递给董一支烟，“走下去，别回头。”短暂的沉默里，海浪声像鼓点。最终五人决定成立“日本问题研究所”，让董、高暂脱外交部编制，行动更具弹性。

这支小队赶赴武汉时，正值徐州会战打响。日军虽然攻下徐州城，却没能吞掉第五战区主力，东京参谋本部的“速战速决”幻梦再次碎裂。“不扩大派”的声音因此稍显高亢。影佐在电话里只吐出一句：“再拖下去，谁也讨不到好。”此话被西义显转给高宗武，高回信寥寥三句：东北、内蒙古搁置，长城以南必须还政，外国租界一概照旧——这便是后来口口相传的“三点底线”。
高宗武的身影随后频繁出现在香港与上海之间，他需要为下一步铺桥。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宗武来，欲行非常之策。”所谓非常之策，是拉拢汪精卫出面，先让“政权更易”，再迫日方让步。陈布雷听后只说：“路线可以谈，国土不许割。”这番话像锚，把方案钉在底线上，也让高宗武心里有数——挣脱不得，但可转圜。

6月末的上海，冒着细雨的外白渡桥冷清得很。同盟通讯社的黑色轿车停在桥头，车窗摇下，松本重治探出头来：“时间不早了，再犹豫就赶不上船。”高宗武戴着墨镜，只回一句：“船等人不急，天亮前我得过这道坎。”对话不过数十字，却压了太多重量。几小时后，他登上驶往神户的“皇后号”，手里提着一个不起眼的皮箱，里头夹着蒋介石亲笔批注的备忘录——国防持久，主权不让。
日本方面的回音却越来越飘忽。原本承诺的“北进派”将领石原莞尔被撤去要职，军令部与外务省再度倾向强攻华南。影佐的电报渐少，西义显在香港码头一连等了半月，最后只收到一句模棱两可的回复：“方针未定，静候时机。”高宗武在东京奔走数周，连进了几道公馆，也不过见到些面带难色的议员。犬养健拍着他的肩：“想一步到位？难。”短短两个字，把所有窗户纸捅了个稀碎。

和谈之火就这样被冷雨浇灭，却并非毫无意义。它让彼此都看见：强硬背后仍有裂隙，裂隙里藏着对战争前景的犹疑与计算；它也印证了那条最硬的准绳——领土和主权的红线，谁迈过去，都得付出沉重代价。遗憾的是，1938年的雨停得太晚，战火还要漫延数年，而浅水湾那盏风中烛火，终究没能照亮更大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