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山西第一美女被抓进炮楼,一晚上遭到50多个日军轮番侵犯,回到村子后,村民骂她:炮楼里的脏女!她的一句话却让村民们沉默了……
1941年,山西盂县,侯冬娥二十岁,刚生下第二个孩子不久,丈夫参军走了,她留在高庄村当妇救会主任,带着妇女纳鞋底、送军粮,往山里捎消息。
那年的冬天冷得邪乎,山里的风跟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侯冬娥刚给孩子喂完奶,门就被撞开了,五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进来,翻译官皮笑肉不笑地说了句“太君请你去一趟”。她怀里抱着孩子,来不及跑,也来不及藏,就这么被拖上了卡车。车上还有三个同村的姑娘,全都缩成一团,没人敢哭出声。
炮楼离村子不到三里地,灰秃秃地戳在山包上,像根烂掉的骨头。侯冬娥被推进一间暗房,里头铺着脏兮兮的军毯,一股子霉味混着血腥气直冲脑门。她后来才知道,那间屋子白天黑夜没断过人,前面进去的姐妹有的被折磨得断了腿,有的疯了,还有的再也没出来。
那个晚上,她数着,不是她想数,是疼得根本睡不着。一个接一个,那些畜生像排队领粮似的,她咬破了嘴唇,指甲抠进土墙里,指甲盖翻了都不觉得疼。天亮的时候,五十多个,她记得清清楚楚。身子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像块被拧干又踩烂的破布。
往后的日子更没法提了。她被扣在炮楼里当“慰安妇”,一关就是一个多月。每天都有兵来,她试过绝食,被打得满嘴是血。试过撞墙,被拖回来接着糟蹋。有个朝鲜来的慰安妇偷偷给她塞过半块干粮,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活着,活着才能报仇。”她把这句话咽进肚子里,跟那半块干粮一起硬吞下去。
后来趁着换岗的空档,她拼了命跑出来,浑身是伤,爬着进了村。
可村子已经不是她的村子了。流言传得比腿快,人们说她自愿进炮楼,说她在里头吃香的喝辣的,说什么的都有。她婆婆站在院门口,当着她的面把门摔上,隔着门板骂:“脏了身子就别回来,高庄村丢不起这个人。”
更扎心的是那些平日里一起纳鞋底的姐妹。有的躲着她走,有的啐一口唾沫,叫她“炮楼里的脏女”。男人们拿她开玩笑,眼神黏糊糊的,像看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村长甚至找她谈话,说要不你搬走吧,村里孩子多,影响不好。
侯冬娥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上还有没结痂的伤。她盯着那些围观的、指指点点的、咬着耳朵嚼舌根的人,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我是被鬼子糟蹋的,不是鬼子请去的客。你们有本事骂鬼子去,骂我一个活下来的,算什么本事?”
村子里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被说服了,是被人一把揭了遮羞布,臊得说不出话。有老人叹了口气转过身去,有年轻人把烟掐了低着头走开,也有女人红了眼眶,想上前又不敢。
侯冬娥没再说什么,转身回了那间被人踹过门槛的破屋子。她知道这个村子里的人不是坏,是怕,怕跟她扯上关系会惹祸上身,怕自己也变成鬼子眼里的靶子。可那份怕里,藏着比刀还利的凉薄。
后来有人在路上见过她,背更驼了,头发白得早,见人也不怎么说话。她一直在等丈夫回来,等了四年,等来一张阵亡通知书。有人说她后来疯了,有人说她改嫁到了外县,再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
这些事过去八十多年了,现在说起来像上个世纪的故事,可那种痛从来没过期。战争毁人不只一刀一枪,它把人推进地狱,还让活着的人吐唾沫。侯冬娥们需要的从来不是同情,是有人替她们说一句:她们受过的罪,是敌人的罪,不是她们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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