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粟裕向中央提出一个请求，胡耀邦却没有同意，劝他当前最重要的是抓紧养病
1958年盛夏，湘江两岸高温蒸腾。刚结束调研的粟裕在长沙街头停下脚步，顺手折下一枝低垂的银杏叶，转身问陪同的县干部：“会同那片老枫林，还在吗？”对方愣了愣，忙答：“大体还在，就是砍去了一些做柴。”将军捏着叶片，沉吟良久，没再多说。回到驻地，他只嘱咐炊事员煮点家乡的冬笋，吃两口就放下碗筷，伤口似在隐隐作痛。
几十年北上南征，粟裕身上留下了七处大伤，最重的一次是在淮海，弹片带着钢盔碎片嵌进颅骨，至死未能取出。长期高烧、偏头痛、心脏旧疾，折磨得他心力交瘁。可在他看来，这些都扛得住，唯一难以医治的是对那片山坳的惦念——自1925年踏上行伍，他竟再没跨进过枫木树脚的竹篱笆。

时间倒回到1924年初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的新生登记册上出现了“粟多珍”这个名字——那是他当时的本名。乡下少年扛着两口藤箱进校时心里清楚，家里早已由书香衰落为寒门，北洋军阀的杂牌军隔三差五就来收粮抓壮丁，只有读书与枪杆子能闯出路。冬天，父亲来信催他返乡完婚；信里还有一句叮咛：“家中事情多，你速归。”他折下一串青梨寄回，随信写了两个字——“勿念”。梨与“离”同音，家人懂，孩子是去远方了。
翌年春天，他考入叶挺独立团教导大队。临行前夜，兄长粟沛递来半包旱烟，拍着他的肩，“去吧，好男儿天大地大。”兄长当时已在县里组织农协，马日事变后，清剿浪潮席卷湖南，粟沛隐入深山，母亲则日日在祠前焚香。父亲撑不过兵祸与饥荒，43岁撒手人寰。家书难通，信息被堵，整个家族像被疾风卷入沙尘，去向不明。

1938年，粟裕已在江南指挥游击战。他托人捎信回乡，小心翼翼地让信尾多贴了张红条，希望通过检查时别被拆开。遗憾的是，仍被国民党邮检截留，甚至被改写成诋毁共军的告示。这桩黑幕，直到十年后南京的短暂团聚才被揭开。
1949年10月上旬，南京北极阁旧居灯火通明。瘦削的母亲领着兄弟姐妹推门而入，面对久别二十四载的次子，她抖着手摸他的军装扣子，“裕仔，回乡吧，祖坟荒了。”将军低声回答：“娘，边防未靖，儿子走不开。”陈毅在旁劝他请假，“下趟回旋余地尚多。”他只是摇头。几天后，老人执意返乡，“你在外安心，家里有人看顾。”这次拥抱，成了母子诀别。

1953年，粟沛因旧职务成了“历史问题”被判四年；1954年病逝。公文送到北京，粟裕合上文件，独坐到深夜，次日仍照常出席作战会议。有人见他捧着热水杯，茶凉了也不自知。
疾病终于在1981年把他推上301医院的病床。一次查房结束，他拉住前来探望的领导，“给我半个月，回趟会同。”病榻旁，胡耀邦劝道：“老粟，你这身伤，又是高血压，路远山高，先把身子调好要紧。”一句话堵住了将军的执念，却没能熄灭思念。他转身吩咐勤务员：“帮我打听，村口的那口古井还清不清？”

翌年初，张震奉命率工作组赴湖南代为探望。返京时，带来几张泛黄照片：折了顶的祠堂、粗壮如柱的老枫树、山墙下新修的小学。还有一包竹编筐里的腊肉和红茶。将军望着照片许久，轻声叹道：“好，山还是那座山。”话音微弱，却让屋里人红了眼眶。
1984年2月5日凌晨，他在轻微呻吟中停止呼吸。遵照遗愿，骨灰被分数处撒播。抵达会同那天，下着濛濛细雨，村头枫叶尚未发芽。堂弟粟多瑛抬头看天，“二哥，终于回来了。”同年12月，粟沛获得平反，县政府将文件送至老宅，族人燃香祭告，枫林沙沙作响，像在回应远行者的归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