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无悔：陈菊梅用一生诠释医者仁心

陈菊梅，1925年11月出生，浙江天台县人。陈菊梅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但她学习刻苦，成绩经常名列前茅。1945年，陈菊梅考入浙江医学院医疗系。1949年3月，陈菊梅担任上海市立第二人民医院实习医师。1950年入党。同年7月毕业于浙江医学院
1950年7月，陈菊梅参加工作。1954年9月，陈菊梅赴苏联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读传染病专业博士研究生。1958年1月，陈菊梅回国后任西安医学院传染病教研室讲师、主治医师。1958年12月调入解放军302医院，历任主治医师、科副主任、主任、主任医师。1960年9月，陈菊梅选择入伍。1973年，陈菊梅在《新医药学》杂志上发表了试用五味子降低转氨酶的学术论文，其成为发现并试用五味子成功降酶的第一人。

1972年的手术室里，47岁的陈菊梅躺在手术台上，对医生说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把阑尾和扁桃体都切掉，牙齿也分批拔光。”家人在门外哭得撕心裂肺，她却在麻醉前笑着安慰护士：“这些器官总发炎，耽误我研究肝炎，拔了干净。”那时她正研究五味子降酶，身体的肾小球肾炎一累就犯，尿血不止，她怕耽误进度，索性把所有可能引发炎症的器官都“清理”掉。术后不到一周，她就戴着假牙回到实验室，白大褂口袋里装着止痛药，一熬就是十几个小时，同事们都说她“把命都交给了传染病防治”。

她发现五味子降酶的过程充满了偶然与必然。有个肝硬化病人先后7次住院，转氨酶一正常就出院，她好奇地查看病人吃的安眠药，发现成分里有五味子。这个发现让她眼睛一亮，她带着药房同志把五味子烤干磨成粉，加茵陈、大枣、蜂蜜做成蜜丸，取名“肝得安”。她先在自己身上试服，确认安全后才给9位患者用，一周后5人转氨酶恢复正常，两周后又有4人好转。历时8年，她终于确定五味子仁里的油是有效成分，这一成果衍生出50多种国家级降酶药，至今仍在临床使用 。

上世纪60年代，她在西安医学院见到一个乙型脑炎后遗症患儿，四肢僵硬如木棍，父母抱着孩子哭求“救救他”。她整夜翻文献，终于首创“鞘内注射法”，用细针将药物直接注入患儿脊髓腔。第一个孩子治疗时，针头刚刺入就剧烈抽搐，她跪在病床边，额头渗着冷汗，手却稳如磐石，连续注射12次后，孩子终于能抬起胳膊。这个方法后来救活了上千名患儿，成为乙脑后遗症治疗的标准方案。

1980年代，她牵头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重肝，解剖上百例遗体，记录数千份病例，终于找到“三早三结合”方案。有个19岁大学生肝昏迷，家属已准备后事，她守在病床前三天三夜，每小时测一次肝功能，调整一次用药，硬是把人从死神手里抢回来。这套方案让病死率从85%骤降到38%，国际肝病学会惊叹：“这是传染病医学史上的奇迹”。

2003年非典来袭，78岁的她第一个冲进隔离病房，三天三夜没合眼，主编《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提出“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原则，成为全国防疫指南。她创造的“五个第一”——首个主持非典会诊、首个编写防治手册、首个提出防控策略、首个培训医护人员、首个建立监测体系，为战胜非典立下头功。有人劝她“年纪大了别冒险”，她却拍着桌子说：“我是医生，病人在哪我就在哪！”

2008年汶川地震，83岁的她拄着拐杖请缨赴灾区，成为救援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人。北川废墟上余震不断，她踩着瓦砾巡查每一个安置点，膝盖磨得渗血，只简单包扎就继续走。有个孩子被感染发烧，她跪在地上给孩子喂药，轻声说：“奶奶在，不怕。”她设计的防疫方案让灾区无重大传染病爆发，被称为“震区防疫的定海神针” 。

91岁时，她还坚持每周出诊两次，每次提前半小时到诊室，给病人量血压、听心肺，像对待亲人一样拉家常。她从没收过病人一分钱红包，反而常自掏腰包给贫困患者买药。有个农村妇女治病花光积蓄，她悄悄塞给对方5000元，说：“先治病，钱的事以后再说。”她常对学生说：“医生不能怕担风险，要先想到病人安危，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做百倍努力” 。

2021年11月5日，离96岁生日还差5天，她安详离世，临终前留下遗嘱：捐赠遗体供医学研究，不设灵堂，不搞告别仪式。她一生获23项科技奖励，发表140余篇论文，培养出数百名传染病专家，却从没给自己留过一张合影，办公室里只有厚厚的病历和泛黄的研究笔记 。

现在有些年轻医生抱怨工作辛苦，总想跳槽赚大钱，却忘了陈菊梅这样的前辈，为了治病救人，连器官都愿意舍弃。她的故事不是要我们都去拔牙切器官，而是要我们记住：医学的本质是救人，不是赚钱；医生的价值，在于用专业和良心守护生命。她用70年从医路告诉我们，真正的大医，是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无数患者的希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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