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到苏州视察时，突然向谭震林发问：谭老板你到底存了多少钱？
1952年初春，绍兴城南的县立储蓄所门前排了长队，老乡们把卖粮换来的纸币一张张递进窗口，这种景象在大江南北同时出现。历经抗美援朝、百废待兴，中央急需把分散在民间的闲钱汇集起来，为即将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蓄力。这一年，银行储蓄宣传画贴满墙头，“攒钱建设新中国”喊得格外响亮，可效果仍不稳，人们对纸币信心不足，领袖们对此十分在意。
两个月后，毛泽东把目光投向江南。苏州当时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粮布双丰”的城市，丝绸机杼重启，手工业比战后其他地区活泛得多。中央想知道：苏州究竟凭什么能在物资紧缺时恢复这么快？1953年3月，毛泽东、陈毅带队南下，随行的还有罗瑞卿、杨尚昆以及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
刚踏进苏州专署的那幢青砖楼，毛泽东没有寒暄，径直招呼大家：“都坐下来说说账本。”他听惯了宏观数字，这回却要看“挑米进仓”的细节。苏州银行负责人拿出几摞账册，纱厂工人、乡镇商户的存款数字一排排列在薄纸上，看似可观，离建设钢厂、修铁路的庞大资金仍隔着深沟。

汇报间隙，毛泽东忽然转向身边人，声音放缓：“大家都在鼓励百姓存钱，咱们自己呢？”屋子里顿时有些静。罗瑞卿摸了摸衣袋，低声答：“我这里只有十块，最近都拿去给烈属了。”杨尚昆笑着补一句：“我八块，还在银行躺着。”众人会心地点头，却仍等着那位“谭老板”发言。
毛泽东看向谭震林，带着旧日战友才懂的调侃：“老板，可别藏私房钱啊。”谭震林哈哈一笑：“帐上还剩三十块，算不得多，只盼下面的干部能多存些。”这一声“老板”，让年轻工作人员莫名其妙。老同志们却记得，绰号来自十三年前的江南敌后。
1940年春，华中日伪封锁线绵延数百里，新四军要在江苏东路建立指挥部，非得有人钻空子进去。那年三十出头的谭震林主动请缨，摇身一变成了“谭记绸缎庄”的小掌柜。短褂长衫，袖口还绣了暗号，连随身的良民证都写着“布商”。他牵着布匹骡子，顶着敌哨冷枪，硬是在封锁线上走出一条缝。半年后，东路指挥部如期运转，“谭老板”这个称呼就此传开。

苏州会议上，毛泽东顺势聊起这段往事：“那年要是没几块本钱，你也进不去东路吧？”谭震林点点头：“做地下工作，既要兜里揣子弹，也要揣铜钿。”一句话逗得屋里笑声四起，气氛随即轻松。然而，毛泽东随即收敛神色，翻看账册：“笑归笑，钱得真凑出来。干部不带头，老百姓怎么放心把积蓄交给银行？”
这番话击中了在座每个人的心思。新中国成立时，国库只剩财金十几条旧银锭，蒋介石败退前带走大量黄金，又有抗美援朝的开支雪上加霜。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推广储蓄，但一线城市之外的农户依旧习惯私藏现银。领导带头存款，既是自律，也是号召。
会后，苏州立即张贴新海报，印着“干部先行，百姓安心”的大字。谭震林赶回杭州，把30元存单举给各地书记看；罗瑞卿则在南京军区讲课时透露自己的10元存款。看似小数目，却像石子落水，带动了一圈圈涟漪：半年内，江苏、浙江两省新增储蓄额合计突破两亿元，为后来鞍钢扩建、电站开工提前补足了一块“底钱”。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此行还特别关注苏州手工业合作化的做法。他在园林小桥边对地方干部说，苏州人爱存钱，是因为家里有织机、有鱼塘、有小手艺，收入看得见。把生产搞活，再让银行与供销社配上套，钱自然流出来。此后不久，苏南模式在《人民日报》做了专题报道，被多地模仿。
回到北京的列车上，深夜里仍亮着盏小灯。秘书记下主席随口一句：“革命不是只打仗，建设也要算账。账算细了，劲儿才好使。”这句朴素的总结，后来常被财政经济干部引用。几年后，“一五”计划告捷，很多人把起步资金的及时到位，归功于那场看似随意的“存款提问”。
历史不会给出单一答案，但细节常常泄露天机。苏州会议上的那几张薄薄存单，不只折射出老一辈革命家的廉洁，更显露出他们对经济肌理的敏感。百废俱兴的年代里，真金白银汇成人民的意志，绰号背后的幽默与账本上的数字，一同见证了新中国从枪声到机器轰鸣的律动，现在再翻这些旧档案，仍能听见那句掷地有声的提醒——“钱得真凑出来，建设才撑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