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士作为中华革命党的重要人物，因刺杀郑汝成筹集革命经费最终遇害，革命历程令人叹息
1915年深秋，浦江两岸灯火通明，盛装赴宴的官绅在外白渡桥上谈笑，几名便衣却借着夜色交换眼神——他们等待的，不是酒会的开场，而是一声枪响。在这座国际租界的夹缝里，经济命脉与政治暗流彼此纠缠，谁能抢占主动，往往只差一次精准出手。上海之所以被挑中，原因并不神秘：袁世凯在北方忙着筹备帝制，海关、税契、轮船、电报却大多收束于此，一旦沪上出事，全国都会震荡。
追溯这一行动，不得不提两年前的东京密会。二次革命失败后，原同盟会残部四散，孙中山提出“以铁腕整军纪”的愿景，中华革命党由此诞生。会上推举总理易如反掌，难的是配套职位。孙中山看向陈其美，意思再明显不过：“协理之任，非君莫属。”陈却把头摇得很快，“黄兄尚在，这个空着更服众。”一句话堵住了争执，黄兴虽终究离日赴美，内部裂痕却未扩大。从那天起，党务、情报、筹款、联络几乎都落到陈手中，他成了不挂牌的执行者。

上海任务就是陈推行的第一步。情报显示，驻沪海军上将郑汝成不仅握有南洋舰队，还扮演袁世凯在长江口的“眼睛”。若想逼宫称帝者先失一子，郑必得除掉。为了接近这位防备极强的将领，陈其美策划了一个看似社交、实则刺杀的局面——日本领馆庆典。庆典宾客繁杂，枪声一响，很难溯源，正合地下党所需。
“桥头只准三声，不可多一发。”刺杀前夜，陈对执行者交代。对方却担心走火波及无辜，“万一他没倒？”陈停顿半秒，“就补刀，别迟疑。”简短对话听来冷硬，却道尽行动凶险。10月11日清晨，郑汝成步出会场，三点枪声几乎重叠，桥面随即混乱。郑当场毙命，租界巡捕随后封锁现场，却摸不着任何线索。上海商人好奇议论，云南、贵州、广东却在暗暗鼓掌：袁系海上支柱被斩，护国呼声立刻抬头。

然而，胜利只是序曲。枪弹、炸药、船只、情报样样要钱，党费却捉襟见肘。陈其美开始四处筹措，从帮会到工商界，能借的都借了。1916年春，袁世凯帝制摇摇欲坠，他的亲信张宗昌抛出一笔“30万煤矿贷款”，声称只需陈在合同上盖章，资金即可到账。一位见过陈其美的银行经理劝他：“来路蹊跷，恐是陷阱。”陈笑道：“局势紧，要赌一次。”
5月18日，萨坡赛路14号，一辆汽车静静停在门口。陈其美按约赶来，刚推门而入，机枪声连续爆。楼下店员只听到桌椅碎裂、足尖踢踏，随后一切归于寂静。凶手退去时留下满地弹壳，连所谓合同都没带走——原来根本没人打算放他活着出门。39岁的陈其美倒在自己最熟悉的城市，他衣袋里尚有次日拟用的支票样本，金额空白。

消息传出，护国军前线一片沉默。孙中山在日本读到电报，据说沉默良久，才对随员说：“对事继续，对人节哀。”言辞克制，却显见其痛。张静江、章太炎随后在沪郊主持灵柩，赴葬者中既有旧部，也有商界友人，足见其号召力未随肉身而去。次年同日，湖州菱湖安葬仪式简朴完成，墓上不过一块青石碑，刻着“英烈”二字。

陈其美身后，上海地下网络虽受重创，却未散掉。肇和舰起义、广东护国潮、各省讨袁檄文相继而来，正如早期布局时他所强调的“各点互应”策略：一处震荡，不求立刻推翻中央，但要让专制者日日担心后院起火。袁世凯退位仅三月后病逝，军阀混战的新局面随之展开，早已播下的共和火种仍在各地自燃。
从调和孙黄矛盾，到策动桥头刺杀，再到为一纸贷款赴死，陈其美的路径像是一条不断收紧的钢索。资源有限，敌手强大，选择却不多——局部突破、聚沙成塔，才有延续战线的可能。历史学界评价他的生涯，多提“胆大”与“务实”两词；若再加一条，或许可说是对机会成本的近乎苛刻的计算：时间宝贵到只允许成功与牺牲，没有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