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抗日名将李玉堂被捕，先判7年，再改判15年。蒋介石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最后改判死刑。

李玉堂，山东广饶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生。他是国民党军中能打硬仗的将领。抗日战争时期，他出任第八战区第八军军长，后调任第十军军长。1939年到1942年，日军三次进犯长沙。第三次长沙会战，李玉堂奉命死守长沙核心阵地。日军炮火猛烈，第十军伤亡惨重，阵地几度易手。李玉堂立下遗嘱，死战不退。最终，第十军像钉子一样扎在阵地上，等来了国军主力的合围，重创日军。

战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亲自上报战功。国民政府授予李玉堂青天白日勋章。第十军荣获“泰山军”称号。李玉堂与同为山东籍的将领李仙洲、李延年并称“山东三李”。

履历光鲜，战功赫赫。然而时局骤变。1949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全线溃败。李玉堂随残部撤往海南岛。1950年初，他出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第一路军司令官兼第三十二军军长。此时的海南岛，国军士气涣散，防线漏洞百出。海峡对岸，解放军集结重兵，随时准备渡海。

大军压境，中共地下党开始行动。策反李玉堂的计划提上日程。突破口选在了李玉堂的妻子陈伯兰身上。中共方面派人秘密潜入海南，设法与陈伯兰取得联系。通过妻子这层关系，中共向李玉堂传递了条件：只要在解放军登陆时，李玉堂率部阵前起义，配合攻岛，中共保证既往不咎，妥善安置。

李玉堂动摇了。眼前的战局毫无希望，国民党的败局已定，死守海南只会全军覆没。经过深思熟虑，他通过陈伯兰传话，同意了中共的策反条件，准备在关键时刻宣布起义。

然而，战场上的事，瞬息万变。1950年4月，解放军大举强渡琼州海峡。攻势之猛，推进之快，完全超出了国军守将的预料。海南防线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崩溃。兵荒马乱之中，国军指挥系统瘫痪，通讯彻底中断。李玉堂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系被切断。

起义的指令发不出去，起义的配合也无法实施。计划流产。大势已去，李玉堂别无选择。他只能率领残部登舰，仓皇撤往台湾。他以为，策反一事随着通讯中断和战局崩坏，已经死无对证。只要绝口不提，他还能在台湾继续当他的将军。

台湾，肃谍风暴席卷全岛。保密局的特务四处出击，抓捕潜伏的地下党。

1950年下半年，李玉堂的副官李刚在台北被保密局逮捕。审讯室里，刑具轮番上阵。李刚没能扛住拷打，全盘托出。海南岛策反的来龙去脉，陈伯兰的牵线搭桥，李玉堂的起义密谋，全被记录在口供里。

特务立刻收网。台北市的李玉堂宅邸被包围。李玉堂与妻子陈伯兰双双落网，被押入军法局看守所。

案件上报，震动军方高层。黄埔一期生、青天白日勋章得主涉嫌通敌，影响极其恶劣。

军法局开庭。审判长是钱大钧。钱大钧是国民党元老，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台下站着的李玉堂，是他的亲传弟子。法庭上，李刚的口供摆在桌上，铁证如山。

钱大钧看着李玉堂。师生一场，他不忍心下死手。他翻开案卷，寻找从轻发落的理由。事实很明显：起义未成，李玉堂最终率部撤到了台湾。既然没有实质的投敌行为，就不能定叛国重罪。加上抗战时期的卓著战功，钱大钧落笔定刑：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判决书上报参谋本部。军方高层哗然。参谋总长周至柔坚决反对。海南岛失守，高级将领竟然通敌密谋，如今只判七年，军威何在？乱世当用重典，周至柔施加重压，要求军法局严惩不贷。

钱大钧想保李玉堂，但实在没办法。上峰震怒，军法无情。他只能妥协，提笔修改案卷。第二次判决出炉：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十五年，虽然要在牢里度过余生，但命总算保住了。

案卷送进士林官邸。蒋介石坐在书桌前，翻开了这份判决书。

蒋介石眼底没有师生情分。他看到的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竟然在敌军压境时准备倒戈。李玉堂没有像在长沙那样死战，而是选择了背叛。撤退来台，并非出于忠诚，仅仅是因为通讯中断导致的无奈之举。丢兵弃甲，私通共党，这是对领袖的极度背叛。

蒋介石拿起红笔，在判决书上重重地批下了一个字：耻。

一个字，决定生死。领袖批示下达，军法局火速改判。罪名定格，李玉堂、陈伯兰，死刑。

1951年2月5日。台北新店碧潭刑场。

军车停稳。李玉堂夫妇被押解下车。执行官验明正身。面对枪口，李玉堂面色平静，留下了最后的遗言：“我李玉堂对起天地，对起国家。我身经百战，没有对不起党国的地方。”

枪声响起。李玉堂倒地。时年52岁。

抗战爆发，他死守长沙，打出了青天白日勋章。退守台湾，他卷入策反，一张批着“耻”字的判决书要了他的命。名将的归宿，就此收束于新店溪畔的枪声之中。

1983年，山东省政府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