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周恩来会见六龄童，怀中小猴子为何成了孙悟空最早的人选呢？
1953年初冬，越剧院后台灯影晃动，年仅四岁的章金星套着一身红坎肩，在父亲的提点下学着翻筋斗。台口掌板人咂舌：“这孩子天生是只小猴子！”一句戏言，却像预言，悄悄点亮一条跨越几十年的舞台与荧屏之路。
绍兴章氏家族的猴戏从清末流传下来，挑棍、耍棒、摇头、撩尾，一招一式都带着南派灵动。老艺人们说，学猴最忌“硬蹦”，得把戏腔、武功、顽皮合在筋骨里。章宗义——舞台上人称“六龄童”——是那根大旗的执掌者。新中国成立后，他随剧团走遍江浙，沪上观众称赞他把孙悟空演得“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1957年12月14日，国家慰问演出在上海谢幕。幕落灯亮，观众席中走来一位身着中山装的观众——周恩来总理。听闻总理要到后台看看“猴王”，满头汗水的六龄童赶忙迎上。总理伸手抱起那只拢着金箍的“小罗猴”。“要把这孩子好好培养。”这是现场留声机录下的原话，短短九个字，随合影一并留存。照面之间，国家领袖与民间艺人握手，一张黑白照片成了家里最珍贵的传家宝。

不料，命运却先亮起了红灯。1966年，正当眉眼含春的章金星突发急病夭折，留下的，只是一身可与父亲并肩的本领。灵堂里，没有锣鼓，只有竹板的余音与父亲胸腔里压抑的哭声。技艺的接力棒，落到家中第三个男孩章金莱——后来被称作“六小龄童”的少年手里。
章宗义明白，机会从不等人。他把孩子送进省戏校，又亲自监督。一遍又一遍的“扑、跌、滚、翻”，练到脚踝淤青也不肯停。夜深人静时，父亲会放出那张珍藏的照片，语气低沉却坚定：“这只猴，迟早要站到更大的舞台。”

1982年春，北京广播大楼里灯火通明，电视剧《西游记》筹备会拖到深夜。杨洁导演摊开一张旧照，指着那只被总理抱在怀中的童子，问编导：“找到他了吗？”有人低声回答：“他已不在了，但他有个弟弟。”
很快，一封电报飞到绍兴。章宗义带着儿子进京，简单寒暄后，导演递上一支短棍：“耍一段《三打》。”章金莱抖抖手腕，云步挑身，枪尖挑动灯光，众人屏息。动作收势，他还没站稳，就听见导演在角落里对助手说：“就是他。”
那一刻，戏曲老技法与冷冰器材握了手。彼时的电视制作远不及今日宽裕，一集《西游记》预算赶不上外国剧组一天。五湖四海选来的演员扎营山间，烈日、钢索、火药是每日例行。拍“炼丹炉”时真火窜起，猴毛晃眼即焦，空气里夹杂焦糊和松脂的味道。有人劝停，他摆摆手：“猴子怕火，还叫齐天大圣吗？”

长期合宿让剧组成了临时家。场记俞虹负责记每一条镜号，常在监视器旁轻声提醒：“下一句别漏板眼。”一次夜戏收工，她递上一杯姜茶，章金莱笑说：“猴子也怕冷。”两双被灯光烤得通红的眼睛对视几秒，随后各自转身，可台下同事早已看出端倪。马德华悄声打趣：“悟空，这也是你的金箍么？”小伙子脸红到耳根，却没辩解。
拍摄断断续续拖到1986年，整整四年。转场路上，有的胶片得靠乘客护在怀里带上绿皮火车；雪山塌方，剧组困在昆明郊外，靠一桶咸菜熬过三天。那年春节，在石林外搭的简易工棚里过。正月初一，大家点了两根蜡烛，切下小蛋糕互道“取经顺利”，气氛比镁光灯更暖。
秋天杀青。六小龄童从头盔下摘下那顶被汗水反复浸泡的猴毛，丢入箱中时才发现，原先齐整的金丝已卷成焦糊色，像一段走完劫难的藤。央视黄金时段播出第一集，全国街巷静默，收视率一路攀到罕见高度。绍兴老宅的院子里，父亲坐在竹椅上点头，看着屏幕里孙悟空一个筋斗翻出十万八千里，他突然轻声说：“接班接对了。”

当年周恩来怀里的“小罗猴”没能走到镜头前，却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他的弟弟将家族的棍花、眼神、身段灌注给银幕上的孙大圣。一张旧照片架起一座桥，把1950年代的戏台同1980年代的摄像机连接，也让南派猴戏从此跳进千家万户。
几乎被遗忘的绍剧招式，由此在更广阔的视野里获得新生；而那句“要把孩子培养好”的嘱托，也在时光里落了地，长成一部跨越山海的国民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