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红军收容师长被困在当地，暗中埋藏六担银元三担枪械，这些宝藏至今未见踪影，下落谁能破解？
1936年春，桂北大旱，文市镇外的老枫树下，二十来岁的山东汉子被十几名饥民围住，有人急得直跺脚：“乔同志，再不想办法，大家都要饿昏！”他微微皱眉，只吐出一句：“这是公家的，不能碰。”气氛凝住，黄土路上只有风声。
湘江战役刚过去一年多。1934年11月的江面被弹片搅得血红，红34师与友军在脚山口拼死阻击，付出近乎全军的代价，为大部队突围赢得时间。战后，中央电令各路干部就地设点，收容失散伤员，维系火种。乔明增当时肩挑重任，带着几名同伴和九担沉甸甸的物资，从全州西撤。他们是收容队，也是未来某支游击武装的种子。

翻出险隘时已剩五人，身上包裹里银元与枪机撞击作响，容易暴露。为了减轻负荷也为了紧急情况留后手，他在洪水箐密林挖坑深埋，其中六担是银元，三担装着步枪零件和子弹，只留下足够维持日常的部分。做完记号，他拍拍手上的红土说：“总会有人回来。”
玉溪村成了落脚点。百来口人的小山村与外界隔着重重林海，国民党保安团鞭长莫及。村民文永遂见他们伤痕累累，默默开门纳客。白天，乔明增领人下地、修水渠、种番薯；夜里，点油灯教识字，讲“红军为什么打仗”。山里娃跟着读：“工人要翻身，农民要种田。”传出的读书声与虫鸣交织，成了那个年代最动听的合奏。
搜山的麻烦随时可能降临。一次，敌兵突入村庄，指着屋内喝问：“可有匪人？”文老母亲扶着门框咳嗽，“咱这里只有伤病亲戚。”炊烟袅袅，一地谷壳，敌兵只看见几个赤脚农夫，骂了句脏话便撤。墙缝里，乔明增紧握短枪，汗水顺着鬓角直流。

时间进入1936年，干旱把小溪抽成石沟。粮囤空空，树皮也被刮得见白。一天傍晚，文永遂低声恳求：“村里实在熬不住，你那几篓子银元先挖出一担可好？”乔明增沉默许久，终于摇头：“银元属于部队，张不开这个口子。我们可以上山多打猎，多种野菜，但钱动不得。”他的坚持，既是命令，也是自守。
饥民渐不耐烦。一个深夜，十几把铁锹对着茅屋，粗嗓子喊：“拿银子换粮！”乔明增走出，递上仅存的包谷面，语气平和：“有命活下去，比什么都要紧；可要是破了规矩，我们一起完。”对方迟疑良久，带着粮食离开，风声才缓缓散去。

再留下便是祸患。他决定撤离，安顿好伤员后，只给文家留下一封薄信、几块银元。“若不久后有人拿暗号，就把东西交给他。”说罢与伙伴消失在晨雾。那年10月，文家果然收到山东寄来的第二封信：“一切安好，望勿念。”落款只一道潦草的“明增”。
回到故乡，他编入山东纵队，一身伤痕又披战袍。1940年冬，在泰西山区反“扫荡”中，他腹部中弹，年仅二十七岁。救护员回忆，他临终反复嘱咐：“桂北土里，还有咱的枪和银子，别忘了。”可地图被血浸透，字迹模糊，再无人能辨方位。

1951年，当地政府派人上山勘探，山洪泥石流早已改写地形。探杆扎进红壤，挑出的多是碎陶片，唯一的金属片也只是一截旧锄头。搜索队无功而返，村口却立起一块石碑，记下那段兵荒马乱的岁月。山里孩童放学时会指着远处林海打趣：“银元就在那儿。”笑声回荡，却无人真敢动锄。
物资的踪影似乎就此湮没，但一位北方青年的名字却留在当地族谱的空白页。玉溪村老人说起那年开荒劳作，总会补上一句：“那人守规矩。”在长征这条血火浇筑的路上，后卫部队的尸骨、藏在地下的枪银、以及一封不知所终的信，共同诉说着同一个主题——纪律与信义，比金银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