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王铁成出演周恩来时提出剧组要求：敏感内容也必须拍，不能因为敏感避而不谈吗？
1991年10月，一个深秋的清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聚起长龙，粗呢大衣、蓝色旧棉袄在人群里随风摇摆。有人感叹：“这片子要是把总理最后的日子拍出来，咱就算值了。” 身旁的老工程师接口：“听说明显还原了病床的摆设，咱得瞧瞧。”
谁能想到，这部让十几亿观众感慨万千的《周恩来》，起点早在1977年。那一年，文艺舞台刚刚回暖，话剧《转折》筹备。负责挑选演员的导演把剧本拍在桌上，抬头扫一眼众人：“谁能演总理？”话音未落，角落里二十几岁的王铁成站了出来。没有一句豪言，只拿出一面小镜子，蘸黑眉笔，把自己眉峰拉长，下颌微收，一张微微疲惫却温和的脸跃然而出。挑戏的行家心里咯噔一下——“就是他。”
从那天起，王铁成的生活被“总理”两字改写。白天跑剧场，晚上对着8毫米胶片琢磨神态；冬天走雪地，夏天顶烈日，一天必须走够四十里，只为揣摩那双永远略显外八的脚步。他曾在楼道里对着秒表反复喊“同志们，请坐”，同事揶揄：“老王，你是真想把自己练成录音机啊？”他只笑笑，继续调整声线的抑扬。

1989年8月，厦门的海风吹散了头顶的闷热，也把王铁成的坚持带进了导演丁荫楠的耳朵。两人在酒店阳台聊了一宿，翌日清晨敲定三条原则：实景优先、台词不能乱改、即便牵涉敏感处也得原貌呈现。丁荫楠端起茶杯，“咱要拍就拍成‘活的’历史。”王铁成补一句：“虚一点都不行。”
筹备期间，意外先到。1990年初，王铁成在外景踏勘途中遭遇追尾，连人带车送进305医院。躺在病床上的他，让护士别急着拔针，自顾自观察病房布局，记录纱布颜色、仪器摆放。医护人员以为病人烧糊涂，他却低声嘀咕：“全都记住，镜头里不能差毫厘。”几周后，当剧组为弥留场景求遍各大医院无果时，他拍着病床栏杆：“这就是当年总理住的病区，跟院里谈，咱借真房间。”

要在国家级三甲医院里支起机器谈何容易。院方起初顾虑病区保密、患者安静。剧组递上详细方案，连带卫生部的批文。多轮磋商后，院方点头，但只给出三天夜晚的拍摄窗口。灯光、机械、道具连夜进场，七十多人窝在走廊匆忙调度。凌晨两点，病房灯光透出柔黄，王铁成披着病号服侧卧，气若游丝地抬手轻挥：“小邓，把文件拿来……”场外几十名医护屏息旁观，灯光灭下时，竟有人红了眼眶。
此外一场贺龙元帅骨灰安放的重头戏，需要整列军车整齐驶过。恰逢部队夜间训练，司令部决定“按实战标准”调来车辆并派专人操作。寒风呼啸，机务大院里铁甲轰鸣，灯光在橄榄绿车身上扫过，银幕感不费吹灰就有了。有人问：“这不是电影么，何必玩真家伙？”答曰：“历史不能糊弄。”

半年辗转，胶片封箱。1991年6月母带打完，剧组第一次在厂里小放映室看样片。灯亮，人群沉默。丁荫楠抹把脸：“拍得够不够实？”摄像师王小列抖着手：“镜头里是真事，假不了。”9月，影片送审；10月1日正式公映。首周观影人次直逼千万，老工人们坐硬木椅到深夜，片尾曲响起仍不肯散场。
数据随后出炉：一年间观众累计约1.3亿。金鸡、百花双料大奖，把王铁成推到领奖台。聚光灯下，他只说了一句：“那不是表演，是职责。”台下的丁荫楠偷偷示意：“别忘了医院的同志，部队的司机，还有那群抢着当群演的北京大爷。”掌声在影厅里一浪高过一浪。
特型演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并不鲜见，可将大量史实拧成一根绳子、让观众忘记“演员”二字，却并不容易。业内人士总结：一是准备时间够长，十四年磨一剑；二是体制内外多方支援，让“真实发生过”的细节有了复活的空间。没有305医院深夜开门，没有那一排排军车的轰鸣，很多场面只能停在话剧想象里。

有意思的是，影片热映后，全国多家院校把它当作思政教材播放。王铁成应邀讲课，他端坐台前，学生问：“您最满意哪场戏？”他沉吟片刻：“最怕满意二字。历史留给后人评价，咱们只负责不编造、不回避。”
又一年的1月8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白花素素。工作人员见到王铁成，悄声招呼：“您来了。”他点头，抬眼看灰白天空，似在等什么，又似在回答：银幕里的那个人，曾经鲜活地活过，今日仍在众人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