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因政变流亡中国，费用补偿如何处理？主席回应：我们并非军火商！
1953年11月，金边河面飘起薄雾，新近取得独立的柬埔寨正试图在风声鹤唳的印度支那找到立足点。法国部队尚未彻底撤走，美援顾问已在码头亮相，越南战火的余烬把气温烤得更高，小国能做的似乎只有在巨人缝隙里闪转腾挪。
那一年，年仅31岁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有了一个念头：与其选边站，不如四面结交，让任何外来力量都拿不出干涉的借口。这套“竹竿弯而不折”的中立术在亚非国家里并不稀奇，可执行起来却要凭个人胆识。于是，他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走廊里，主动凑到周恩来面前寒暄几句，为后来的“非常规友谊”埋下种子。

翌年万隆会议，亚非二十九国齐聚。会上争论激烈，有人喊要联合抵制殖民主义，有人担心冲撞冷战格局。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稳住了场子。会后一个雨夜，西哈努克走到中国代表团住处，悄声说：“我们得学会自己掌舵。”周恩来点头：“海浪再大，船也要开。”这段简短交流，让亲王意识到：北京也许不会要求他挂上某种颜色的旗帜。
1956年2月，他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站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口，西哈努克紧张到不断摩挲袖口。毛泽东微笑着迎上来：“远道而来，路上辛苦了。”一句朴实的问候令亲王松了口气。当晚双方谈到援助，西哈努克提到国库拮据、工业空白。毛泽东示意工作人员上茶后说：“朋友相助，不计价码。”自此，中国工程师出现在磅湛水泥厂、戈公公路、金边纺织厂的工地上。对比当时西方贷款附带的军事或经济特权条款，北京的“不附加条件”极为罕见。

外界对这种“不设条件”充满疑惑。美国情报部门研判认为，中国必定暗藏战略意图，否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事实是，柬埔寨依旧在联合国大会上坚持“非对抗、不结盟”，既反对外国基地，也不向任何军事集团靠拢。亲王以此在各方间周旋：他会飞巴黎看望戴高乐，也能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碰杯，却始终把北京视作“最牢靠的后援”。
转折出现在1970年3月。当朗诺发动政变、亲王在莫斯科访苏期间被罢黜，电台里传来紧急消息，他几乎没时间思考就登机飞往北京。飞机落地南苑，周恩来已在舷梯下等候。短暂寒暄后，亲王低声问：“流亡期间的开销，柬方将来会全额偿还，可否先做个账目？”周恩来把话转给了毛泽东。主席一笑：“我们不是军火商，也不是放高利贷的。眼下最要紧的是让你安心工作。”

这一席话在东南亚引起回响。金边新政权忙着寻求华府援助，北京却公开承认西哈努克的合法地位，还允许他在首都设立“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办公室。之后几年，越南战火蔓延到高棉平原，柬埔寨处境愈发艰难。中国除了继续提供基建物资，还在联合国多次发言，反对把柬埔寨席位转交政变当局。外交场合，一旦有人质疑，代表团的回答始终如一：主权属于柬埔寨人民，谁得到人民拥护，中国就支持谁。
1975年4月，金边易手。西哈努克第三次经昆明飞抵北京，面呈新的合作设想。彼时的他已56岁，头发花白，却依旧言辞爽朗。毛泽东身体欠佳，仍坚持接见，气氛平和。临别时，亲王提起多年前的欠账，毛泽东用手势制止：“别再提了，账是朋友之间最不该算的。”两人相视片刻，无需更多言语。

1976年9月，天安门降半旗。西哈努克随吊唁队伍默立，他低声对随员说：“我失去了一位兄长，也失去了一把保护伞。”那天之后，他明白柬埔寨仍得独立自主地走下去，昔日的援手无法永远替他抵挡风雨。然而，在冷战的裂谷里，一个王室政治家能借助跨越意识形态的友谊，把国家的独立延续二十余年，本身已是外交传奇。
回头看，中柬关系的底色并非利益互换，而是一种反霸话语里的共情：不做新的殖民者，不逼迫小国选边站。西哈努克的曲折命运，以亲身经历证明了这条准则的罕见——也是他在北京得到“费用无需补偿”答复的真正原因。历史与记忆也许会褪色，但那段赠与而不索回的援手，依旧留在澜沧江与湄公河交汇的水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