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勇敢作战屡获赞誉，原本应该在司令部担任参谋，却破例被派去独立带队征战！
1948年初春，洛河水面刚刚开化，河雾未散，岸边的工事里却已挤满了穿棉军装的指挥员。“听说了吗？参谋长要亲自带队过河。”一名通信员悄声说。“真的假的，他不是该守在指挥部画沙盘吗？”另一人嘟囔。话音刚落，一位中等身材的将领跨过战壕，帽檐上溅着泥点，“少废话，半个时辰后起步！”这是陈士榘的惯用口头禅，简短，却让人心里一热。
在很多战区，参谋长通常待在指挥所，埋头地图与电报。可在华东，他却经常像前线总指那样拎着望远镜冲到战壕里。东北的刘亚楼、华北的耿飚、西北的阎揆要、中原的李达，都以筹划著称；唯独陈士榘，常常被前线官兵误以为是某个纵队司令。他的履历给了他这份底气——从晋西山地一路闯到黄淮平原，每一步都踩在枪林弹雨里。

时钟往回拨到1937年秋。日军南侵，343旅奉命挺进绵延的吕梁山。旅长孙毅与参谋长陈士榘临时调换身份，陈士榘成了“挂帅”的那一个。他带着不足两千人的基干队，在碾盘山一带转战近两年，拉起“晋西支队”，闯出一块根据地。这段经历，锻出他对地形、补给、民情的本能判断，也让部队形成了“说打就打、说走就走”的习气。
解放战争爆发后，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组建。大军初成，兵力并不占优，却要肩挑掩护中央与中原野战军突围的重担。莱芜一役，粟裕主力准备兜圈截击李仙洲，真正的前台焦点却交给了陈士榘。他带着两个纵队、外加地方武装，在蒙阴、沂水一线“大摇大摆”地砸桥、拆公路，电台里故意制造出主力云集的假象，硬是把敌人视线牢牢吸在北侧。等到正面战幕揭开，李仙洲已然被合围。事后，有参战军官回忆，“那几天敌指挥部几乎被骗瘫了”。

同年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华野奉命分兵外线牵制中原敌军。陈士榘西进鲁西南，日夜兼程，榴弹炮拉着走烂了公路。7月初，在鲁西南平原一场夜战结束，缴来一整营迫击炮。有人建议运回后方，他摇头：“今夜还得用，车马都别散。”当晚，这批迫击炮就在下一个村口再次开火，替主力赢得撤离时间。参谋长却像游击队长，这种打起来不离一线的作风，让敌人始终摸不清华野主力的影子。
真正让各路友军对他刮目相看的，是1948年春天的洛阳攻坚。中央决定拿下洛阳，以牵制胡宗南、配合中原诸兵团。粟裕点将：“洛阳归你们。”陈士榘与政治委员唐亮合编“陈唐兵团”，外加陈赓、谢富治部随时策应。洛阳城墙厚实，守军手里还有坦克、山炮。陈士榘了解3纵善于爆破，干脆把他们摆在正面猛攻，一昼夜近身肉搏，拼出一条缺口。第三天清晨，城头白旗招展，铁路大桥完好无损地落入我军手中，千余名工程兵接管之后，当晚就把钢轨修复贯通。洛阳这一仗，让华野第一次在大型坚城面前“开了锁”，也让北京作战会议上增添了更多攻坚的信心。

开封之战是紧接着的考卷。为配合豫东大会战，陈士榘率部夜行百里，一举切断陇海线。守军惊恐，“对面又是那个参谋长？”电话里，开封守军旅长嗓音发颤。结果不到五天，全城告破，3.8万守敌大多就擒。随后的朱集、栎埠集一带，华野部队凭借抢来的火车头抢先布防，死死咬住来援的黄伯韬兵团，为随后合围奠基。那时的中原平原烈日灼人，陈士榘却整日趴在指挥车顶，“再热也得盯着线路，不然敌人钻空子，一夜能跑出去几万人”，这是他亲口对无线电员讲的。
济南、淮海接踵而至。前者需要调虎离山，后者干脆要硬吃正面。华东主力南移后，南线兵力略显单薄，粟裕让陈士榘领兵增援。双堆集一线的炮火把夜空烧成白昼，他依旧抱着望远镜坐前沿，以小股穿插撕裂黄维的防线。有人奇怪，参谋长为何乐于冲锋？老部下的答案简单：“他早就习惯带人野外打滚，屋檐下反倒憋得慌。”

渡江后，南京城头升起那面五星红旗。陈士榘被任命为第三兵团司令员兼南京警备司令，兵法书换成了城防图。整座城池已归人民，他却依旧在城墙上巡望，生怕有残敌漏网。对比其他野战军的参谋长留在司令部，他的履历像一条特立独行的斜线：从山里起家，到平原纵横，再到首都警卫，始终离不开“作战”二字。有人统计，他参与的大兵团会战，攻坚、佯动、围歼、支援样样在手；这种跨职能的调遣，只因他具备前线经验，也因华东战场需要一位能把作战计划直接变成冲锋号的人。
不得不说，解放战争的胜负，不只取决于兵力，也取决于指挥机制能否随战况即时伸缩。陈士榘的经历证明，参谋长并非只属于桌面。炮火摔过来的瞬间，地图就要变成战场，纸面推演要靠双脚去踏实。他在晋西的游击岁月、莱芜的佯动、洛阳的炸墙、淮海的穿插，件件都说明一个道理：当形势要求创新时，职务栏里那几个字并不是桎梏，而是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