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会散场后毛主席不断挠手，王学文诧异发问，毛泽东笑言我也有普通人的感受啊！
1952年初春的一个星期三夜，中南海里灯火仍亮得很，刚结束会议的警卫员匆匆穿过掩映在槐树后的长廊，去准备那场惯例已久的晚间舞会。对外，这座古朴院落是决策大脑，对内，却也要为高强度运转的领导人留下一片可以舒缓神经的场地。春藕斋的乐声一周响两次，从延安窑洞里延续下来的舞步，在这里有了新的旋律。
当时的文工团承担着宣传、慰问和重大礼仪的任务，年轻演员们白日排练节目，夜里常被抽调进中南海，负责伴舞或演出。王学文就是其中之一。她年仅16岁，家在大连，父母过去唱京剧，自己刚从戏校毕业，编入空政文工团。那天傍晚，团里通知：“春藕斋缺一位女伴，今晚你去。”她匆忙换上浅色连衣裙，心里七上八下，她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国家最高领袖。

舞厅并不华丽，却极考究。松木地板被蜡水打得明亮，两盏水晶灯把光线折成细碎的星点，窗外的荷塘尚未回暖，残荷隐在夜色，月光与朦胧灯影混成柔雾。女兵在门口递来温热的毛巾，洗手消毒是规定动作，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夜色更深，墙上的挂钟指向十点，门口忽然一阵轻响。毛泽东披着灰呢大衣走进来，脚步并不急，却带着夜谈后特有的疲意。现场乐手停顿，众人起身致意，他摆手示意不必拘礼，径直走到洗手台，熟练洗了手，再用白毛巾擦干。几句家常后，他目光落在角落里的王学文，笑着招手。

鼓点起，华尔兹慢慢旋转。少年舞伴的脚步显得生硬，毛泽东轻轻点头示意不用紧张，掌心却不时划过粗糙感。曲终，他抬手在肩头轻按一下，这是结束的暗号，两人退到一侧小憩。
休息间隙，他从口袋里摸出两支“牡丹”，拇指一折，把烟截成两段。一半递给王学文，另一半自己衔上。女孩忙摇手，他便自嘲地笑：“年轻人怕呛，我就不劝了。”说罢把烟头靠在火柴上点燃，微微眯眼吸了口，烟雾在灯光下化开。

就在这时，他左手掌心的旧伤结了痂，汗水一浸，开始隐隐发痒。毛泽东抬起手背来回挠了几下，眉头微蹙。王学文低声问：“主席，手是不是受伤了？”“皮肤干，前阵子写材料磨破，结痂了。”他笑着摊开手，“痒得很，忍不住挠挠，我也是人啊，可不是钢铁。”
那句平淡的话，让身旁的年轻舞伴愣了一下。她原以为面对的是高不可攀的领袖，此刻才发现，深夜伏案的曲指、磨出的薄茧、和那不经意的痒，都在告诉人们——在耀眼光环背后，也是血肉凡身。

乐队再度奏响伦巴的和声，毛泽东顺手把烟灰弹入铜盘，起身时依旧精神抖擞。他向王学文点头致意，转身与下一位舞伴相握。远处的窗外，东风卷过残荷，空气里有一丝早春的凉意。舞步、琴声、笑语与烟雾交织，构成了1950年代中南海晚间生活的微观切面：紧张与松弛交替，宏大的国家事务与一只被挠破的小口子并存，正如那句话所言，伟人亦有平常心与平常身。
午夜将至，乐队收起乐器，灯光渐暗。毛泽东离场前回望舞厅，轻声说了句：“辛苦大家，早些休息。”随后，他披衣而去，身影没入古槐的黑影。春藕斋重新归于寂静，只剩地板上淡淡的松香味，和年轻舞伴耳边挥之不去的那句轻描淡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