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解放之后，西安市领导班子正式组建，贾拓夫出任班长，六位常委分别是谁呢？
1949年5月西安城头枪声方歇，街头小贩才敢重摆摊位。就在25日夜，一间昏黄油灯照亮的会议室里，临时市委宣告诞生。与之前长期隶属陕甘宁边区的行政架构相比，这座古城即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政治历程。
关于干部的挑选，中央并没走“就地生根”那条省事路，而是把军队、地方、地下党乃至财经、宣传系统的骨干统统抽调过来，拼出一支组合拳。核心人物贾拓夫最先到岗，他在延安整风时就以敏锐的组织才能被西北局看中，如今既握市委书记印章，又兼任市长，话语权空前集中。

第一批常委共有六位，他们的履历像散落西北荒原的火种，各不相同却都曾在枪林弹雨中淬火成钢。张经武从湖南走出，一路打到晋绥，战场上是炮火边线的参谋长，进城后却披上警备司令的外衣，负责城防与接收；方仲如则把行军锅灶搬进市政府，后勤出身的他熟悉“没米照样熬粥”，埋头补课财政、粮秣与民生；屈志统少年便是川陕边的游击队员，轮到进城执政，他盯住布票、煤票和国库账本，为工商业恢复跑断腿；董学源在抗战期间就是西安地下党骨干，如今掌管组织与纪检，两袖清风，专门给新政权“把脉”；宣传口由广东籍的柯华掌舵，他曾在北平大街高喊“抗日救亡”，进了西安以后仍然嗓门洪亮，广播里一遍遍解释新政的来龙去脉。
别看分工细，大家磨合得却不费力。一次夜间碰头会上，张经武放下茶碗说：“城墙固若金汤，也得仓廪充实。”方仲如笑答：“放心，粮秣我来管，保你们打不完也吃得饱。”贾拓夫抬手示意：“既然如此，明晨先抓户籍，再谈市场。”一句“先稳人心”，成了这支团队的共识。

重要的是，他们身后都有不同的舞台。西安政权甫一站稳，中央即着手大棋局——1950年1月撤销陕甘宁边区，西安暂时上收为中央直辖。对六位常委而言，这意味着职务可能随时变动：张经武在10月就挥别古城南下，随十八兵团直驱川渝；方仲如顺势升任市长，让本就熟悉民生的他得以放开手脚；董学源则在1963年被抽调至西北局监察组，专职查风肃纪；屈志统进京后，参与创立外国专家管理体系，晚年仍在为引进技术东奔西走；柯华的轨迹更是跳出内陆，非洲、英国都有他的足迹，外交场合里那句“朋友，请坐”沿袭了西安时期的爽朗。
如果把这场干部调配看成一次合唱，西安市只唱了前奏。中央安排他们后来各展所长，是出于对西北门户的信任，也是对全国布局的需要。军旅出身者在地方学会了“接地气”，地方干部在中央习得“新打法”，宣传口与财经口则打通国内外两张网，交错成线，彼此借力。

值得一提的是，老西安人至今仍记得那段秩序重建的光景：街口戒严哨、临时粮票、白底黑字的布告，还有夜里传来的高音喇叭。那些忙碌的身影背后，是一套正在成形的治理框架。六位常委的协同，让这座古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从兵站到城市的蜕变，随后又把经验和人手输送到更广阔的舞台。

时局很快进入新章节。1954年，西安市不再直辖，重归陕西省委。贾拓夫转赴西北局继续操盘大区事务；方仲如把市政事务交班后，调往军委后勤部；而后几十年，西安的城墙历经修缮，古城门外电车开进了航天城。人们或许已记不清当年的政委、司令、部长们的相貌，可留在档案里的那些批示、会议纪要与手写条幅，像经络一样，见证着一座城市的重生。
追溯那支六人组合，不难发现一个规律：革命年代的战壕铸就信任，新中国初期的地方政权更需要把握枪杆子、粮袋子、票据本和扩声器的同心协力。西安的早期实验告诉后人——军政互补不是简单搭配，而是一种在动荡环境中快速铺设秩序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