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农场与知青们一起劳动并交流，拿着行政六级工资，谁遇到困难他都会伸手帮忙！
1965年深秋，军委人事文件贴在总部走廊的玻璃板上，行政级别套用制度终于落地。那些熟悉的军装从此对应到地方干部的“几级几档”，上将洪学智的名字后面标注了“行政6级”。纸面上只是一行小字，却意味着身份重新编码，也预示着一次跨度巨大的生活转场。
政策并未给出太多缓冲时间。1960年他已从总后勤部离开，到地方协助基建；五年后，行政级别尘埃落定；再过几年，1970年的一纸调令把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兵送进南方一座国营农场。知青们管那儿叫“加工连”，木结构仓房，稻草屋顶，空气里混着豆浆香和猪圈味。

环境艰苦，却不是无法适应。昔日在战场指挥千军，如今掂起石磨也不含糊。清晨三点生火，五点推磨，动作有板有眼。点卤最考手感，他常把食指在豆花上轻轻一划，大豆的温度与凝稠度立刻心中有数。一个浙江小伙瞪大眼睛问：“师傅，这盐卤要放多少？”洪学智笑着压低嗓音，“别急，二两就好，慢慢搅。”干脆几句，却让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瞬间安心。
喂猪、挑粪、修围栏，活计一轮下来，背心已湿透。知青们发现，这位“洪师傅”能扛起一袋百斤米，翻身上肩，脚步稳当。可他更看重的是分工纪律：先安排好弱劳动力，再调配骨干去修渠，“人多力不散，心齐活就顺”。这种班排式管理让原本散漫的连队第一次在月末超额完成饲养指标。

待遇问题依旧敏感。当时农场学员月拿18元，他的工资条却写着302元。差距摆在那里，他却把大半留在连队公账。天津小伙儿筹不起春节火车票，低头嗫嚅半天，他塞了50元过去，“路远，把来回都算上”。小伙子红着眼圈，“师傅，等我发粮票再还！”洪学智摆手，“先把年过好，账不急。”
1971年正月十五，连队篝火旁大家围在一起烤红薯。浙江姑娘悄悄说：“洪师傅，咱们给您唱支山歌吧。”他点头，火光映在额头的汗珠上，那首《采茶舞曲》唱得并不齐，却让不少人暗暗抹泪。知青们忽然懂了：一个人真正的分量，不靠肩章，不靠工资，而在于能不能把大家聚在一块儿。

有人好奇他是否怨言满腹，他只答一句：“打仗时重炮要用，和平时锄头也得拿，总要有人干活。”话不多，可把青年们说得直点头。相处两年，他为连队写下几本简易账册，按数字排好种猪配种时间、饲料储备和劳力分配，连场部来人都直夸“专业”。

春末，省里来电报让他返城协助整顿交通系统。动身那天，知青们自发抬来刚出锅的豆腐，硬塞进他的行李。“这是您教我们做的，带着路上吃。”短暂的送别没有煽情演说，只剩“保重”二字在风里回荡。
离开农场后，他的行政级别依旧停留在6级，直到多年后才恢复原衔。可在那些年轻人眼中，他早已用两年日升月落，把一名军人该有的担当刻进了泥土。工资数字会被时间抹平，篝火边的歌声却一直飘在他们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