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一出生就不被接纳，21岁插队时不幸瘫痪，母亲去世七年后他的小说才获得认可！
1958年夏天，北京宣武门外的胡同里传来大喇叭广播“成分决定一切”的声音，那一年7岁的史铁生才第一次听懂“地主”二字含着怎样的重量。母亲拉着他的手，指节发白，却半句话也不肯多解释。少年跟着大人在人群里穿行，发现许多窗户悄悄关上，邻居的目光像石子，硌得人心口发疼。自此，他明白，自己与同龄人的距离，并不来自成绩，而是户口本上那一行小字。
他并非差生。小学毕业时，老师把他的作文贴在走廊墙上，红纸一排，唯独名字下面空了团徽。有人小声嘀咕：“他家那点儿事儿，你懂的。”那天放学，他把写着“优秀”的讲评撕成碎片，扔进垃圾筐。回家路上，母亲看出他的闷闷不乐，只问了一句：“别怕，书别停。”他点头，却没回答，因为不知该回答什么。

1969年1月4日，他满18岁。两天后，北京青年列车开往西安，再转数次汽车，目的地是延川县清平湾。车上摇摇晃晃，同伴中有人沉默，有人唱《团结就是力量》。史铁生靠在车窗，手里攥着母亲塞的两个白面馒头，“别饿着”是她的叮嘱。临下车时，老车长拍拍他肩膀：“娃，陕北冷。”只一句，外人难懂的关切。
清平湾的风沙没有文学气息，只有硬梆梆的黄土和吱呀作响的木犁。白老汉分给他最轻的活计——放牛，可羊肠小道坡陡石滑，轮番站脚一整天，腰椎隐痛不断。第三年春天，疼痛如钉子扎进腿根，他跌倒在地，耳边只剩牛铃声。队里说“劳累过度，歇几天就好”，可两条腿像灌铅。医生先猜风湿，再说坐骨神经，最后索性摇头。1972年深秋，他被抬上返京的卡车，那时他才21岁，双腿已无知觉。
北京的病房窗子朝北，阳光总嫌吝啬。石膏、钢板、止痛针，一样没落下，病历却越写越厚。曾经健硕的青年，一天比一天轻，如落叶。脾气也坏，摔书、砸杯子，冲护士吼。母亲守在床前，夜里抬眼看窗外灯影，悄悄掉泪。她不信命，四处托人找专家，衣服里常塞着小笔记本，记录药名与用量。有人劝她歇一歇，她摆摆手：“我这当娘的，不跑谁跑？”话音很轻，却像钉子钉进儿子心里。

出院后，他的世界缩进一张轮椅。北新桥胡同坑洼不平，推着车会颠得脊柱发麻。午后，他独自去了地坛。那座老园子树木萧瑟，鸽群偶尔掠过，石径尽头是断壁残碑。有人听见他低声自语——“活着，究竟靠什么？”无人应答。再后来，公园那张长椅成了他的“书桌”。纸页在风里翻动，他把没有地方安放的体力，全部移交给文字。
1978年，一封寄往《文学》杂志社的稿件被退回，又寄，又退。第三次，他收到了薄薄的一张样刊，《爱情的命运》印在倒数第三页。那天夜里，母亲端来热汤，他递过去杂志，说：“看看印刷厂把我名字都写对了。”母亲笑了，却把汤勺递到他唇边，“嘴张大点儿，别烫着。”简单的动作，有无法言说的骄傲。

“写下去。”陈希米在信里这样鼓励。女孩右腿萎缩，同样借助拐杖生活。两个年轻人隔着邮局的邮袋交换疼痛与思考。有一次，史铁生在回信里写：“咱们算不算最幸运的人？”她回：“算，因为仍有梦。”寥寥数句，却抵得上药效。
1988年，他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斩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掌声轰鸣时，他的目光穿过会场，仿佛寻找某个缺席的人。母亲早在7年前因肝癌离世，弥留之际，她只拉着护士的手问：“稿费是不是够他吃药？”那份挂念，被他写进后来的《秋天的怀念》。

岁月继续前行。尿毒症、透析、反复住院，病痛与文字相依相生。二十多年里，他写下三百多万字，笔下的地坛、命若琴弦、务虚笔记，层层剖开人的惶恐与坚忍。学界称其“病痛哲学”，他却说：“只是把活下去这件事，说明白一点。”话音未落，又是一阵咳嗽。
2010年12月31日，凌晨的院区寂静，他示意医生把病历本合上，轻声说：“够了。”随后陷入长眠。消息传来，天津器官移植团队即刻北上，他早在遗嘱里留下眼角膜与遗体捐赠意愿。深夜的高速路灯光闪烁，像一段无人注释的逗号。恰如他一生——身份的标签、身体的束缚，都未能锁住灵魂的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