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起义之后，傅作义向蒋介石密信自述将留绥远寓兵于农，伺机采取行动，你怎么看？
1949年初春，北平护城河的冰尚未彻底消融，城中却已换了旗帜。街头的报童高喊着“和平解放”四个字，老茶客摇头叹息：“一刀未拔，这城就易了主。”然而，对刚把二十万大军撤出城门的傅作义来说，真正的赌局才刚刚开始。
北平没打，绥远还在。傅作义识得局势，以一封加密信飞往南京，向蒋介石解释退守边塞的打算。信中字句平实，却暗藏锋芒：“北平兵心已散，留守无益；暂归绥远，可保余脉，拟寓兵于农，待时而动。”蒋介石读后沉默良久，终于批示：“暂行照办。”字迹却显得有些凝滞，似在权衡忠诚与现实。
守北平时，傅作义曾把军官们召到西山行辕，灯下摊开一张华北战局图。他用手指划过天津至张家口的铁路，“若再负隅顽抗，只能白白牺牲。”副参谋长徐永昌却皱眉：“退守就能保全？”答案写在驻军日渐告急的粮弹上——短短一周，补给降到三成，士兵已把麻袋煮粥。

撤城前夜，护城河边悄无声息，只有马蹄轻响。老百姓涌上街头，有人递茶，有人低声咒骂；更多人目送灰尘里远去的军队，神情复杂。傅作义坐在吉普车里，听到士兵嘀咕：“将军真舍得走？”他没有回答，只盯着北城门城楼的轮廓，像是在计算最后一笔账。
转到包头已是2月。此时的绥远，除了干冷的风，就是堆积如山的欠饷。国民党财政部的补给忽然中断，司令部账房里只余零星银元。董其武曾私下向傅作义抱怨：“再这样下去，弟兄们连窝头都熬不住。”傅作义点燃一支香烟，用手背挡风，“先让他们下地，种子我来想办法。”
“寓兵于农”，听似退让，实则藏锋。官兵换上布衣，在黄河东岸勘测灌渠；枪械擦油封存，分散入连队管库。若时局转机，他们随时可复归军列；若大势已去，这支部队便成了屯垦戍边的农垦师。两条路一并铺开，让绥远成为他手中最后的筹码。

局外人未必看得懂这盘棋。2月下旬，邵力子陪同他赴西柏坡面见中共中央。谈判桌上话锋迂回，气氛并不紧张。有人劝降，有人提醒要快刀斩乱麻。会后，毛泽东在窑洞外意味深长地说：“走到这一步，大家都想少流血。能平稳解决，人民省得遭殃。”傅作义拱手，并未表态。
4月以后，华北多线瓦解，南京也岌岌可危。蒋介石再度电询：“能否南下？”傅作义回电却只两字：“山重。”意思是道路封死，亦是暗示心意已决。于是，8月，徐永昌再度进塞北，向这位旧上司确认立场。夜色中，营火摇曳，二人对坐。徐低声：“真要起吗？”傅作义看着远处旌旗，“不动，便无退路。”
9月18日清晨，包头各处同时升起红旗。董其武率部整肃队列向百姓宣读起义通电，称愿“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保卫边疆，协助开发西北”。枪声仅作礼炮，城中无哗。几小时后，新华社播发消息，华北五省的无线电波同时转来贺电。国民政府回天乏力，蒋介石昔日心腹就此转身。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留在北平，接掌水利部。有人讥讽他“军人改行修水渠”，他却乐得其所，时常带着工程师奔走在华北平原。丰台试验渠开挖那天，他站在土堤上，指着水流说：“兵能耕田，就不会再闹饷荒。”这句话，比任何口号都更能安抚那些旧部的心。
1950年11月，朝鲜战火正急。他主动上书，愿将绥远起义部队整编入志愿军。电报飞抵中南海，得到批准。数月后，这批出身边塞的士兵跨过鸭绿江，成为东线部队的一环。有评论认为，这是他向新政权递交的最后一份投名状，也是他给旧部争取新生的方式。
岁月流转，傅作义在水利、边疆事务中度过余生。1974年病榻之侧，他曾对旧识轻声道：“世事如棋，不走死棋，方能多活几步。”一句话，道尽那段风雨变局里，一位旧军阀的自保术与时代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