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没有现在流行的996工作制，日常饮食几乎都是有机食品，为什么寿命却普遍较短呢？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的凌晨，紫禁城还笼在宫灯昏黄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划破寂静，宫女掀帘抱出方才诞生的皇子。太医探脉片刻，眉头紧锁。
“脉象微弱，恐怕……”
养心殿的内侍悄声追问：“可有救？”
太医只剩一句叹息：“半盏茶功夫，天命难违。”
天不亮，新生皇子便长眠于金砖地板下。七日后，玉牒添上一笔“夭”。这已是弘历失去的第六个男孩。帝王之家尚且如此，民间更不必说。婴幼儿折损如草木凋零，平均寿命被拖进了不足而立的谷底。

回看史书，先秦一十八岁、两汉二十二、盛唐二十七、两宋三十、晚清不过三十出头，数字之低并非成年人普遍短命，而是幼小生命大面积消逝拉低了统计学曲线。产妇更是凶险，难产、产褥热、血崩常常“一朝分娩，两人俱往”。《诸病源候论》里记下的方子多半靠经验与祈祷，真要大出血，只能静待天命。
有意思的是，成年后若能避过早夭与战乱，活到六七十并非罕见。乾隆八十九、武则天八十二、宋高宗八十一都算例证。问题在于，太少的人能走到那一步。
横祸最致命的推手，当属烽火。五胡乱华时，北方州郡人口锐减近半；宋末元初江南方志记载，“十室九空，白骨蔽野”；再到太平天国运动，数省田畴荒废，牛羊绝迹。战火与饥馑交替，疾病趁虚而入。一旦粮仓空了，人心散了，活过冬天都成奢望，更别提高寿。

就算岁月无战，病痛也步步紧逼。中医典籍里不乏精妙之作，然而缺少显微镜和细菌学，再高明的脉案也无力识破霍乱、白喉。行医者“悬壶”虽多，良莠却杂；寻常百姓请一次郎中，起手便是一两银子，家里但凡拿不出，只能信小庙草药。
遗憾的是，人为因素还在添堵。近亲婚配在宗族社会里顺理成章，血缘越近，家产越稳，当时没人懂孟德尔。结果就是天花、癫痫、先天痴呆一代代传。史官在《明实录》里记下“龙胎不逾旬而殇”，便是皇室近亲的后果。
对死亡的态度，也折射出森严阶层。帝王“崩”，诸侯“薨”，大臣“卒”，士人“不禄”，僧道“圆寂”，道士“羽化”。同一件事，被名目区分得井井有条，活着尚有等级，死后依旧各安天命。

正因死神随时登门，活着的人拼命向长生借光。秦始皇向东海放船，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远渡求药；汉武帝信巫蛊，株连无辜；唐宪宗、唐武宗将水银、雄黄炼成金丹，一口吞下，阳寿反而烧成灰烬；嘉靖皇帝朱厚熜焚香辟谷三月，终落得“仙丹入口，喉血逆流”。这些悲剧的化学原因并不玄奥——丹砂遇火生汞蒸气，入血即毒，可在当时无人说得清。
山野间同样流传着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渔父靠溪水、猎户靠山林，饮食无添加，作息随日出日落。他们或许从未听闻“补气养生”四字，却也难逃破伤风、疟疾、虎患。自然再好，也需对抗天灾与猛兽。
于是偶有长者活过八十，村人便惊呼“神仙”。《荆楚岁时记》里记下百岁老人须开坛设醮，大宴三日，以示“天赐”。但更多姓名只留在族谱的短短一横，一笔带过，便是全部人生。

试想一下，如果把所有短命的孩童剔除，再以成活至十五岁的群体为样本，古人的平均寿命或许能抬头至五六十岁上下。可统计调整改变不了核心事实：在缺医少药、战乱频仍、制度桎梏的时代，生命的安全垫本就单薄。
乾隆晚年夜读档案，曾写下一行批语：“朕子嗣多夭，朕亦惜焉。”他自诩“十全老人”，却也明白，这份“十全”更多源于皇权加持的饮食、医药与安宁。普通人若想复制，只能寄望河清海晏与风调雨顺。
因此，古人没有996，也吃着最天然的食物，却依旧难与无常周旋。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养生，而是生老病死背后的系统性风险，从不因个人的清淡饮食或作息规律而手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