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婚前感情复杂，婚后依然追求自由，直至七十岁才体悟人生，与丈夫合葬悔恨晚
1917年初春，北京琉璃厂一场女学生书画联展吸引了许多目光。一幅笔触洒脱的《荷鹭图》被围得水泄不通，旁人只知道作者姓凌，却不料她不过十七八岁。官宦闺阁培养出的细腻眼光与自由笔意，在那天第一次被陌生人议论，也揭开了她此后一生曲折的序幕。
她出生在殿阁式的深宅大院，父亲凌福彭考中举人时光绪仍在位，家学渊源深厚。旧规矩里，女儿识字即可，凌府却聘来宫廷画师缪素筠，每周两次进府授课。老画师常说：“点墨要像落叶，水痕要有风声。”少女听得入迷，画纸上便出现了细腻却大胆的色块，这种兼容并包的性格后来贯穿她所有的选择。

进入燕京大学预科后，她走进北平文人汇聚的茶座、沙龙，诗酒与绘画交错。席间，徐志摩递过一本工整的日记，请她点评诗稿。女孩掩唇轻笑：“我若涂涂改改，可别怪我坏了你的名句。”徐志摩怔了片刻，反而执意请她署名作序。这种惺惺相惜也埋下了情愫的火种。
次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抵华，京城文化圈一片沸腾。凌府打开雕花大门迎客，胡适、林徽因俱到，只为与泰戈尔交谈半晌。宴后月色下，徐志摩低声问她是否愿意同行远行；她未答，只在扇面上写下两行小楷：“浮生若梦，且看云卷云舒。”几个月后徐志摩转向陆小曼，北平的传言四起，她却把闲言碎语当作风声，不作辩解。

真正改变轨迹的是陈西滢。署名风波让她一夜之间被指“借名家抬身价”，学术界哄动。身为燕大教授的陈西滢公开撰文保护她，劝她“与其对簿公堂，不如埋头写字”。他风度克制，言辞锋利，却从不触及私事。1926年盛夏，两人在亲友簇拥中成婚，嫁妆抬出足足九十九间房产，堪称城中奇景。
婚后，人前琴瑟，人后龃龉。她希望女儿自由成长，陈西滢坚持循规蹈矩。某夜女儿玩闹，被遗落在裤兜里的绣花针划破手指，陈西滢怒不可遏，指责她粗心，她回敬一句：“孩子需要的是探索，不是束缚。”针尖小事，实则观念暗战，两人心中裂缝越拉越长。

1935年，英国作家朱安利到武汉大学讲学。茶会上，他赞叹她的新作“像水彩渗进宣纸，颜色自己找到了去处”。她抬眼笑问：“那若颜色跑错了地方呢？”朱安利答：“那就让心来改路。”短短对话在校园里传成绯闻。几月后，陈西滢接到匿名信，怒气冲冲闯进画室，“给我一个选择，离婚，或者立刻和他断。”她沉默良久，只说一句：“别让孩子跟着受难。”结果是，婚姻没有散，风波却未停。
此后岁月，他们维持着一种微妙共生：他主持学术，她往返伦敦、香港参展，偶有闲言再起，他总先一步替她挡下。有人疑惑他的容忍，他淡淡一句：“她先是个艺术家，然后才是我妻子。”这句话在大学里流传多年，被看作“新派丈夫”的注脚，也被视作无法言说的辛酸。

1970年，陈西滢因病客死伦敦。整理遗物时，她翻到当年那篇替自己辩护的旧报纸，边角已泛黄。她把报纸折进骨灰盒，一并带回江南。下葬那天雨细如丝，墓碑上只刻两行字：一行“陈西滢”，一行“凌叔华”，无称谓，无生卒。有人问她为何如此简约，她答：“名字够了，别的评说留给后来人。”
1990年冬，她安静离世。清点遗稿时，学者发现她在某张宣纸背面写过一句诗：“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歌。”纸上的墨色依旧轻盈，却已无起笔锋芒。回望那一生，家世、才情、风流、坚守，都化作墓园里两方相互倚靠的石碑，任风雨自来，自有落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