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深冬,在东北某个寒风能冻裂土地的知青点,年轻的上海姑娘张菊芬将一生的重量,短暂交到同一片冻原上一个承诺了“未来”的男知青手里。激情褪去,承诺化烟。当几个月后确认孕育了新生命,等待她的却非责任与依托,而是一声决绝的指责与逃避。
无人的旷野与汹涌的流言成了她无声的见证人。那一年,是生育,是一次逃离式的骨肉分离,亦是一个女人关于失去与忏悔漫长跋涉的原点。
2014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深圳卫视的节目录播厅里灯火通明。灯光软绵绵地洒在台上一个42岁的女人身上,她就是张淑凤。
正中摆着一张空椅子。张淑凤一看就明白,那是给自己寻了半辈子的妈妈留的座位。
她的目光一瞬不瞬,死死盯住那把椅子。在那一刻,人与命运好像只剩最后一丝较量。
后台上来了她的舅舅张文斌。老人家用有些发颤的手,从怀里掏出一张薄薄的凭单。单子头写得密密麻麻——是张菊芬的骨灰寄存证明。
寄存日期清晰如刻:2006年。原来张淑凤苦苦追寻的母亲,早在八年前便已去世。
这场等待了四十二年的相遇,揭开的不是团聚,而是早已化土的尘埃。
时光得倒回1970年的冬天,所有的故事从那里起头。那时的张菊芬,不过二十出头,在冰天雪地的黑土插队。城市来的姑娘本该活得体面些,却偏偏遇见一场名为“李建国”的劫。
他是知青队里另一个小伙子。那段岁月又冷又荒,一点点关切就成了全部的火光。
一个摇曳的油灯夜晚,在反复的央求里,张菊芬把自己交给了所谓的爱与许诺。
那是青春里最烫的选择,但也像一颗坠下便不回头星。只是她那时候怎么也猜不到呢。
短短三个月,变了天。忽然有消息:回城指标可能下来。人性里的私心一涨,温情脉脉就现了原形。
面对已经害怕到手心冒汗的张菊芬,李建国没有留一点余地。当场翻了脸,硬是反口往她身上泼污水,直骂得“作风败坏”。
话像针,针针对心。在那个年代名声重过天的时候,这是用唾沫替人“判了刑”。
从那一刻开始,张菊芬的世界天旋地转,只为守住残剩的尊严活着而用力。
根据老一些的纪载说法她试过些偏方,比如灌下气味不正的草药、或夜里用力捶打肚子,直到晕倒在废屋里。赤脚的大夫含糊其辞说了句“留着吧”,但心底下那痛是割肉似的真疼。
最末,孩子硬是倔强挺过重重劫难,清明刚过落了身。哭声传过来,没有半点新添人口的笑模样。
日子像碾子接着碾下去,孩子只得找人家代寄养。推门、吵闹和撕心场面一层跟一层。最后张菊芬只人回了上海,带走在东北落下的一身不能结痂的伤痕。
等小女儿二十四岁起开始在派出所间来回碰运气,就像拿勺子舀水井找一串旧名讳;在遥远地方张菊芬慢慢重起烟火气再生育子,对那段隐秘过去始终避如不闻。
要是没有那个《你有一封信》栏目组在老旧合照里对起两张相仿极了的脸,这故事几乎就能沉静入底永不翻动了。
时间把一条血缘刻得分毫不差;可时间也最不容情:一回头,对岸那人竟早已退场远走不归此岸地府界了。
见会中张文斌拒绝了那句“想看一眼”的请求。言语干冷冷直如刀子横着落下来。他说母亲生前有托,不教这旧事复扰亡静人清生者也需安宁活下去罢了。
楼外风猛地刮起卷直袭。张淑凤吐口淡淡一句:“那好啊...便做罢”。话飘落比羽毛轻些些可落地压得人心似万斤石稳稳着地再无声振的了。
这整桩故事不是谁弃了谁简单的恶账,它更是一种时代碾压下无数女人们在爱情、养育、自尊间被迫扭曲变形的集体痕迹。李建国式的人物,只像推了一把的小助燃品呢。
真正作痛的那枚软刺早被当年“名节”二字早早敲入胸骨深处几十年流脓溃不成人形了。雪花自管往下压顶每片人自管寻自己活路而已没人可有闲心站立高地指点旧年烂旧疮疤旧恶事也呀。
所有还在路上求索的名字,请慢慢放下执拗,春光里也请活出自我的新阳景好时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