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借王羲之真迹爱不释手，黄炎培多次催要归还，主席幽默回应：“你也催我还书吗？”
1950年深秋，北京丰泽园的灯火亮到很晚。十几张宣纸铺在案上，墨香与烟雾交织，毛泽东正对着一册薄薄的古帖凝神临摹。那是王羲之《游目帖》的真本，通体乌丝栏隐现，纸色微黄，几乎与他指尖的温度融在一起。屋外枯叶飘落，秘书田家英轻声提醒休息，被一句“再抹一笔”挡了回去。
这部真迹来路不凡。黄炎培珍藏多年，一向视若命根。毛泽东却偏要借来把玩，一个电话打过去，黄炎培沉吟几秒，还是笑着说：“好字帖就该给会写字的人看。”双方约定：一个月准时归还。田家英亲自跑到黄宅，用双手接过锦匣，随即登记、封存、押送进城。

借帖消息在京城小范围传开，友人悄悄揣测：国事缠身的领袖，真有闲情静对晋代法书？事实上，毛泽东的字缘从未间断。少年在湘乡私塾，他抄《离骚》练笔，笔锋尚嫩已见纵横之势；长征行军，随身带着一截狼毫和半截砚石，夜宿山洞也要写几行；延安窑洞里，红军缴获的《三希堂法帖》伴他熬过无数通宵。硝烟与笔墨并行，对他而言毫不矛盾。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情份，则始于1920年上海一次教育界集会上。彼时一位是锐意革新的青年，另一位已在实业与教育界声名鹊起。25年后，再度相看，却是在黄土高原。黄炎培随国民参政会到延安考察，提了“历史周期率”的隐忧。毛泽东挥手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两人彻夜长谈，从乡村教育到民族工商业，话锋时而犀利，时而温厚，那座简陋窑洞成了政治协商的温室。

建国前夕，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再聚。山风穿林，卷起松涛。毛泽东与黄炎培步行谈经济方略，谈民族资本与国营经济如何并肩。黄炎培还带来一个妙想——“出兵朝鲜，可称‘中国人民志愿军’，既守分又表决心。”此语被迅速采纳，后来写进了无数史书。
回到那册王羲之帖。借期刚过三周，黄炎培电话已打到第三次。秘书汇报：“黄老催得紧。”毛泽东笑了：“他也是怕文物有失嘛。”随即抄起听筒：“老黄，你放心，月底一定送回，你也别把我当欠账的。”黄炎培在话筒里打趣：“我可不是讨债，是替老祖宗守家当。”短短几句，将两人多年交情写得淋漓。

催得多了，外界开始以为黄炎培小题大做。其实他心里有桩旧事——甲午战败后，许多故纸珍玩被携出国门，他亲眼见过。眼前这帖若有闪失，岂不重蹈覆辙？于是，每隔几日他便让秘书致电，再三确认“皇帝的宝贝”安然无恙。
月底如期而至，田家英带人送帖回府。锦匣重新封好，内附一叠薄纸，上面墨迹淋漓，全是毛泽东的临摹稿。黄炎培翻了翻，见行云流水，气贯纸背，不由点头称赞。那天傍晚，两位古稀与花甲的朋友对坐品茶。黄炎培半真半假地说：“下次还借，可得写信担保。”毛泽东哈哈一笑：“保，我这人最大的担保就是说到做到。”

不久，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手头的政治公文少了，反而有更多时间与笔墨为伴。他让图书馆搜罗晋唐小楷，又吩咐中央文史馆辑印《法帖选》，自谦“临池未成”，却常把练成的新作寄给老友，“望赐斧正”五字落款，总在末尾。黄炎培收到，批注后寄回，两人隔纸论艺，十数载不辍。
有人说，毛泽东的草书如万马奔腾，黄炎培的行楷则如春风细雨；风格虽异，却同源于对传统文化的敬畏。王羲之真迹在两人之间完成了一次短暂旅行，留下的不仅是墨迹，更是一段关于信任与守护的传奇——在新中国政治舞台的背后，古人纸上的一行行飞白，仍在默默连接着不同世代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