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张治中与蒋经国南海秘密会谈，凌晨两点忽接叶剑英紧急电报，催促立刻撤离
1938年11月13日深夜，湘江以北的风带着焦糊味灌进长沙城，火光映红半边天。望着成片瓦砾，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沉默良久——同意焦土计划的人是他，眼前这座满目疮痍的省会也成了他一生都无法抹去的疤。民众的哭喊声中，他第一次真切感到军事判断与政治责任之间的巨大裂缝。
第二天清晨，他被免职又留任。“救人要紧，先别算账。”周恩来的电话从武汉打来，既安抚也提醒。失去职务却留下担子，张治中明白，抗战尚未结束，国共合作还需要有人把局面兜住。他选择留下，奔波在灾民安置和部队重组之间，心里却不断琢磨：内战苗头若再冒头，长沙的火只是预演，更大的灾殃会烧遍全国。

这份忧虑并非空穴来风。早在保定军校、武昌陆军学校求学时，他便对日本留学生口中的“大陆政策”有了警惕；1924年在黄埔与蒋介石相识后，更亲眼见识到北伐内部复杂的派系消长。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邀请他调和，张治中奔走于城头与谈判桌之间，那一役让他笃信“枪声终要让位于对话”。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先剿共后整顿”主张愈发明确。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治中给蒋介石递上万言书，措辞并不激烈，却句句要害：反对内战、呼吁政改、要求释放异己。“只要还有一线转圜，就该坐下来谈。”他在日记里写道。然而蒋的批示只有四个字——“阅，留中”。从此，张治中在南京的会客室门庭冷落，连经费也被层层克扣，后来还是傅作义从私房钱里抽了三十万旧元接济他。
1949年春，他带着家小北上，成了北京饭店的一名“特殊住客”。周恩来亲自安排食宿，叮嘱道：“先把心放稳，后面的路我们一起走。”同年6月26日，张治中发表声明退出国民党；秋天，党部电报只冷冰冰一句：即日起开除党籍。离开老党，他却没闲着，新中国刚成立，两岸烽火未灭，需要“能说两种语言”的人继续斡旋。

1950年初，他奉命南下，与蒋经国在南海一座不起眼的小岛上秘密会晤。对话开始前，蒋经国先开口：“张伯伯，此行，你我都走在刀尖。”张治中轻叹：“国家有裂口，总得有人缝。”会晤谈不拢，倒也未至翻脸；双方提出“先停火、再谈判”的模糊共识，却遭岛外暗流窥伺。凌晨2点，电台里传来急促摩斯。“特务已潜入，速撤！”叶剑英的警示字字铿然。张治中阖上文件袋，与随员悄然出走；天刚发白，留宿的小楼炸成残垣。此事从未对外公开，张治中只对身边人感慨：“险些把命丢在海风里。”
脱险归来，他继续承担穿针引线的角色。1959年国庆招待会上，他当众邀台湾旧友来大陆看看；1960年，台北举行领导人选举，他又暗中牵线，希望争取岛内和谈声音。有人问他何必执著，他笑着答道：“刀兵易断，乡愁难斩。”寥寥九字，道尽几十年奔波。

1969年，79岁的张治中病逝北京。桌上那本翻得起皱的《孙子兵法》仍摊开着，批注里写了这样一句：兵者，凶器也；善用兵者，先谋人心。打了一生仗的老将军，最终把全部精力押在“谋心”二字。他未能亲眼见到海峡两岸的真正握手，却用自己的脚步为后来者探明了一条不必再战也能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