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兵力从二十万骤减至七万压力巨大，陈老总建议减少身兼多职让下属分担任务是否可行？
1949年6月25日，黄浦江边的市政大楼里灯火彻夜。几张拼在一起的旧木桌围出一个临时指挥席，郭化若、上海公安局代表以及市民政、卫生系统的负责人挤在狭窄空间里讨论同一件事——上海怎么保得住。那天的笔记本上写着两行数字：20万，7万。前者是华东野战军留下的最高兵力，后者是两周后实际能留守市区的总数。差距悬殊，屋里静得连纸页翻动的声音都刺耳。郭化若看了看众人，叹声低到几乎听不见：“不分工，就熬不住。”
兵力骤减与任务增加是一对硬碰硬的矛盾。华野主力忙着在无锡整训，上海留下的部队肩上却压着三座山：防空、警备、治安。为让各口子对接上，7月底的市政联席会上决议成立“防空治安委员会”。从此，军队、公安、消防、民政、卫生以及工会、学生团体被绑成一个整体，城防图第一次出现了军警民混编的标注。有人怀疑能否执行得动，郭化若只抛下一句：“图纸乱没关系，制度不乱。”

真正的空中威胁随时可能降临。国民党空军把上海视作“复兴基地”，平均三天一次在黄浦江口投弹、投单。旧式高射炮射界有限，追不上B-24的航速，更糟糕的是测距误差大到百米。10月，一个眉目清瘦的空军副司令抵达上海——王智涛，34岁，学过空气动力学，手头还带着几本俄文资料。机场检修库里，他拉着炮兵技术员比划：“表算不准，炮就成摆设，先把心思花在射表上。”技术员嘟囔：“人少，怎么修得过来？”王只回了三个字：“拆掉重编。”当晚就带队拆枪机、测初速，连夜绘制新射表。
12月的第一次夜袭，敌机自东海沿低空突入，没想到雷达提前捕获。高射炮在3000米高度织起火网，炸弹被迫抛抛洒进长江口的浑水中。第二天《解放日报》登出短讯：“我市无一人伤亡”。线装报纸被市民争相传阅，街口巷尾都在议论那个“会修炮的王副司令”。郭化若瞧见舆论后，悄悄在备忘录里加了一行：技术员津贴按高标准发。

溧阳的2月防空经验交流会上，陈毅在总结发言时打趣道：“郭司令头上帽子太多，是不是该给他减点负？”一席笑声里，却没人敢当真。城市比战场复杂，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让市区陷入混乱。郭化若回程途中就草拟方案，把机场防卫、江面哨戒和市区警备分别设立副司令分担。3月底，组织调整到位；29日凌晨的宝山油库空袭成了检验。十二架敌机在火线上被逼偏航，仅一枚炸弹落入滩涂，未引爆。指挥所里掌声雷动，有参谋激动地说：“这回算抬得起头了！”
然而，紧接着的1951年春风向突变。三反运动进驻部队，专题检查“财经纪律”。王智涛因“作风脱离群众”被列为重点对象。查了一个月，无贪腐迹象，只在简报上留下几行批评：“说话带外文，群众意见较大。”处理结果是调离一线，去新建的防空学校当校长。临行前，他把那本被翻得卷边的俄文炮表教材塞给助手：“别让它蒙灰。”助手红着眼眶，低声回答：“放心吧，保证让学员都记住。”这段对话只占用了他两分钟，却让周围人沉默良久。

人员更迭带来短暂空档，好在兵力补充及时。1952年春，增援部队抵沪，警备总数回升到10万。轮值与休整制度随后推开，防空连不再全天候满荷运行，维修组和通信组独立成科，使调度时间压缩到12分钟。那一年，《上海防空简报》记载装备故障率下降至3%，城内因空袭造成的经济损失缩减八成。数字冰冷，却胜过千言。
到1953年底，防空司令部的文件柜里已存放了厚厚三排作战方案：不同风向、不同高度、不同机型。郭化若在审阅最后一份报告时才惊觉，自已的职务头衔从最初的三项缩到两项——警备司令与治安委员会主任。有人问他压力是否减了，他摆摆手：“责任不在头衔多少，在能不能让市民晚上安心关灯。”随后，他合上卷宗，走出指挥室，长江口的夜风带着咸味扑在脸上。空中没有敌机，也没有探照灯，只有零散的渔火在水面微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