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曾说：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社会”，即陌生人之间彼此信任的程度不高，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而日本是“高信任度社会”，整个社会信任度高，内耗小。所以，日本社会协调性强，公共秩序比较好。对他的这个说法，您认可吗？

有人说，中国人买菜砍价、打车看路线、接到陌生电话先沉默三秒，像是随身带着一个“防套路雷达”。可同样是中国人，遇到地震洪水、抢险救灾、重大工程，又能一呼百应，车队、物资、志愿者很快动起来。一个社会，平时谨慎得像会计查账，关键时刻又团结得像拧成一股绳，这到底算“低信任”，还是另一种更复杂的信任？

福山的说法，来源于他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的社会资本观察。他把中国、法国、意大利南部等归入低信任文化，把日本、德国等归入高信任文化，核心意思是：社会信任越能突破家族圈，越容易产生大规模现代组织。这个判断有一定解释力，但若把它当成给中国社会盖棺定论的印章，就有些“尺子太短，世界太大”。

中国传统社会确实重视家族、乡亲、熟人关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说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像水波纹，由自己和家庭向外一圈圈扩展。这不是丢人的事，而是长期农耕文明留下的社会结构。熟人之间讲情分，陌生人之间讲谨慎，这套模式曾经很管用，也确实带来一些局限。

比如一些家族企业创业初期靠亲戚朋友冲锋，效率很高；企业做大后，如果仍然只信“自己人”，就容易在管理、用人、制度建设上卡壳。熟人社会像小火锅，热乎、亲近，但锅太小，想办成全国大宴席，就必须有制度、规则和信用体系来撑场面。

不过，福山容易忽略中国社会的另一面：中国的信任不只存在于个人之间，也存在于国家治理、公共组织和共同文化认同之中。中国人未必见到陌生人就掏心窝子，但对集体行动、公共秩序、国家动员有很强配合能力。这种信任，不是咖啡馆里握手寒暄出来的，而是在长期历史、共同发展和现实治理中形成的。

近年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明确社会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并提出构建覆盖各类主体、制度规则统一、共建共享共用的社会信用体系，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这说明，中国并不是停留在熟人社会里原地转圈，而是在把传统人情信用，升级为现代制度信用。过去做生意靠“熟人介绍”，如今网购、外卖、网约车、快递、移动支付，都靠平台规则、信用评价和法律监管支撑。陌生人之间不认识，却能完成交易，这就是社会信任的现代形态。

再看日本。日本社会公共秩序较好，服务礼仪细致，组织纪律较强，这些现象客观存在。它的企业文化强调服从和协作，社会生活强调“不麻烦别人”。这些特点让日本看起来像一块擦得锃亮的玻璃，远看整洁，近看也有裂纹。

日本所谓“高信任”，并不等于没有内耗。它也有论资排辈、职场压力、社会孤独、少子老龄化等问题。表面客气，不代表内心亲近；规则严密，也不代表人人自在。若把日本社会说成“高信任天堂”，就像只看寿司摆盘，不看后厨压力。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信任也有圈层边界。组织内部协作强，不等于对外来者天然开放。企业、学校、社区都有隐形门槛。所谓“高信任”，很多时候也是“圈内高信任”。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并非完全相反，只是表现方式不同。

中国社会真正值得观察的，是正在从熟人信任、情感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公共信任。中国快递能高效运转，电商能覆盖城乡，移动支付能深入日常生活，背后不是一句“低信任”能解释的。一个极度不信任陌生人的社会，不可能支撑如此庞大的现代服务网络。

所以，福山的观点可以作为一个观察角度，但不能当成最终答案。他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信任较强的一面，却低估了中国现代治理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和制度建设速度。中国不是简单的“低信任社会”，而是一个信任结构正在快速转型的大型社会。

真正成熟的社会，不是人人见面都说“放心吧”，而是即便互不认识，也有规则可依、有信用可查、有法律可护、有组织可托。中国的发展道路，恰恰是在把传统社会的人情纽带，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制度优势。

福山的尺子量出了部分现象，却没有量出中国社会的韧性。日本有秩序，中国有活力；日本像精密钟表，中国更像奔腾江河。钟表走得准，江河走得远。评价一个社会，不能只看陌生人之间点不点头，还要看大事来临时能不能扛得住、办得成、走得稳。中国社会的答案，已经写在现实发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