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王近山弥留之际，将最小儿子交给郭涛，请求他带孩子到军队中接受锻炼！
1971年深冬的一个黎明，南京军区地下指挥室灯火通明。“昨天夜里各师报来的火力配置，我看还是太散。”王近山把木尺敲在作战图上，“郭部长，你怎么看？”　“火炮阵地可以再往前推两公里。”郭涛答得干脆。“要的是这个劲！”将军抬头，目光炯然。寒意透骨，却没人觉得冷，所有人只记住了他那句“想好了再打，打就要准”。
在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主要任务是让几十万官兵随时拉得出、打得赢。王近山给自己定了三条原则：情报必须实，计划必须细，名单必须全。第三条最特别——凡是写战史，排在最前面的不是长官，而是战壕里流汗流血的普通兵，他要让每一枚无名炮弹都找到发射它的战士。有人悄悄问：“这样写，篇幅未免太长？”他笑了：“战史长一点，烈士的命短一点，值。”

调整战备体系的两年里，军区作战部像进入了急行军状态。参谋图纸画上又擦、擦了又画，档案室灯光常亮到拂晓。当时的军改刚启幕，前线预案条文还存着几十处空白，要配合国防工事、要跟友邻军区联通，也要应付每月都在更新的外部态势。王近山亲自盯着每一次演练，靴底磨破了，还在山地观察所里和地形学家讨论射角。郭涛回忆，那些日子里，只要找不到首长就去阵地，很少扑空。
他对下属的刀子嘴背后是棉花心。1975年春，郭涛因急性肺炎住进总医院，高烧反复。一个深夜，病房门被推开，拄着拐杖的王近山站在门口，脸色苍白却硬撑着笑：“怎么，作战部的主心骨也倒了？”护士忙着换药，他却盯着输液瓶琥珀色的空气泡，厉声说：“这要是进了血管，可比枪子儿要命。”话虽重，关怀却在细节里。

老战友许世友与他同在青龙山闯过枪林弹雨，到南京后常相约登山。一次吉普车半途熄火，随员劝返回，他却执意拄拐向上攀。许世友把棉大衣甩在他肩头：“山高不高，看咱心里热不热！”两位老人一前一后，风里相互搀扶，那条崎岖山路成了下级军官口口相传的课本——韧劲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一步步跋涉出来的脚印。
胃出血第一次发作在1974年，他被推进手术室前还让警卫把最新战备汇编带进病房。术后护士髯了小跑才把厚厚一摞文件抢走，怕他拆点滴，一翻身就继续审阅。有人问这么拼值不值，他轻描淡写一句：“刀口缝合能靠缝合线，边防的口子只能靠咱们的兵。”

故事的终点在1978年5月。当晚，病重的王近山把郭涛叫到床前，灯光把他面容拉得极长。“老弟，我那小儿子峰峰十八了，人还没吃过军队的苦，你帮我把他送进连队。”声音不大，却一点一顿。郭涛握住他的手，只说了三个字：“有我在。”这短短对答，成了两人最后的约定。

几个月后，王峰峰背着行囊来到新兵连。第一天点名，他不等排长发问就自报家门：“我叫王峰峰，家父王近山。”排长皱眉：“军功是自己练出来的，父亲的勋章罩不住行军路上的水泡。”少年愣了片刻，低头应了声“是”。后来，他在边防高原的巡逻路上磨破脚掌，终于体会父亲为何要留下那句嘱托。
将军离开后，作战部的灯依旧夜夜通明。郭涛常在办公桌侧留一把旧木尺，那是他保存下来的纪念。尺身的刻痕斑驳，正中央用钢笔刻着八个字：“想好了再打，打就要准”。在兵器更新、营房翻修的一年又一年里，新入伍的青年们轮流拿起那把尺，给最新的阵地方案画线、标注、擦掉、再画上。一代人挽着另一代人的肩膀，把这八个字留在图纸，也刻进了风雨里的军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