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毛主席最不喜欢的人是蒋介石，其实卫士长李银桥表示毛主席最讨厌的还是钱！
1949年9月的一天清晨，北京城仍带着秋凉。警卫员李银桥推开中南海丰泽园的窗户，晨雾里，故宫角楼依稀在远处泛红。他把当天刚领来的薪金装进牛皮纸袋，递给正在案前批阅文件的毛泽东。老人头也不抬，只说一句：“放下，人家需要的比我多。”语气平平，却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李银桥退到门口，又听见补了一句：“记账别漏，还要接济老张。”
钱，从不曾在这位共和国领袖手里多停留。有人揣测，他最痛恨的是曾经的政敌，其实更令他反感的，是那些散发铜臭的票子。李银桥后来回忆，十五年当卫士，主子的口袋里几乎摸不出零钱，连买烟的零头都得找卫士垫付。偶尔工作人员把津贴诀塞到办公桌，第二天必见那只纸袋被搁在门槛外，里头的钱一分不少，外面却压着批条：速归公。

这种近乎洁癖的“嫌钱”情绪，并非源于个人的清高。毛泽东早年在湘潭务农，上山砍柴、下地插秧都干过，自知铜钱来之不易，也深知私囊鼓胀会使革命精神走样。他曾在延安作报告，提醒干部“腰包鼓了，脑袋就松垮”，说完朝自己拍了拍衣袋，“看，空空如也，心里才踏实”。台下哄然，却没人敢怀疑他的话有半分作秀——所有人知道，这是真情。
新政权建立后，国家百废待兴，财政捉襟见肘。供给制延续了红军年代一人一口饭的传统，然而随着机关膨胀、城市职员增多，光凭定量难以维持生活。参照苏联“三级十四等”办法，公务员工资制在1955年正式铺开，高级干部月薪动辄数百元。文件印好，周恩来拿来请示。毛泽东看罢，眉头紧锁，“这么多格子一拉开，差距就出来了”，笔尖在表格上轻轻点了几下，“再降两成，能过日子就行”。周恩来劝：“总得留点弹性”。毛摇头：“别让钱把人逼成了摆设，苦日子才看得清谁在想什么”。
这种警觉源于他对历史的把握。清末腐败的封桩库、北洋时期肥缺遍地的官场，都让他警示后人：新生政权最怕的是内部先富先腐。于是，1956年、1959年两次削减高干薪金，甚至提议“拿最高工资的应无偿捐出十分之一”。提案在政治局会上引发热议，不少干部暗暗叫苦，但谁也说不出口反对。最终折中为小幅下调，差距缩小到原先三分之二。

钱袋子瘪了，生活难免拮据。毛泽东索性再度命李银桥搞“包干”：口粮、衣物、水电、零用全部核算，每月限额三百，超支要写报告。江青偶有不满，喃喃抱怨：“这么紧巴巴，不像主席家呀”。毛闻声笑道：“家是革命的，不是金库”。李银桥只得在账本上挤来挤去，尽量把开支掐在红线内。最窘迫的一回，为了招待外宾，厨房多买了几斤河鲫鱼，账面立刻超了。李银桥忐忑递上登记单，毛拿过来，圈出那行数字，“鱼有刺，别让群众扎着”，然后把多出的款额直接划给“干部救济”一栏。
同情弱者，是他厌钱的另一重动机。旧部张瑞岐家在陕北，1951年遭灾歉收，老人病重。张的来信厚厚一叠，字里行间尽是窘迫。李银桥照例把信件呈上，本想等主席批示，却见毛拂袖而起，“乡里有难，我们怎能袖手”。他让秘书去财政部调三百元急赈，随后叮嘱：“别说是哪儿来的，免得人家欠我们情”。那一年，北京正掀起“三反”，节俭口号喊得震天响，毛却宁愿从自己定量中再挤出十几斤粮票凑进去。

毛泽东不爱钱，却爱雪。1951年11月中旬，京城第一场大雪落下。夜半灯光下，书房窗外银装素裹，他合上文件，对李银桥挥手：“走，赏雪去”。二人沿中海碎石道漫步，毛特意绕着自己先踏出的脚印行走，不愿糟蹋那层洁白。回到屋内，他脱下湿棉鞋，随手拣起几片未融的雪花，“晶莹剔透，像革命的初心”。那晚，他提笔写下数行笔记，题目只有一个字——“净”。
由于这种情怀，《沁园春·雪》一度被选入中学课本。有人问：“为什么这么爱写雪？”毛笑答：“雪一片一片，都一样，又都不同。天地间的平等与多样，全在这小东西身上”。听着仿佛即兴谈天，却暗合他“天下大同、各尽所能”的理想。

1964年夏，李银桥调往天津，临别前去道别。老人拍着他的肩：“记住，风浪再大，也要把口袋勒紧，心放宽”。多年后，李银桥陪同外宾参观毛泽东纪念堂，驻足水晶棺前轻声自语：“主席生前最讨厌的是钱，不是某个人。”同行者听得好奇，他摇头笑笑，“有些账啊，只能写在心里”。
1976年9月，中央清点毛泽东个人财产：稿费全数交公，私存现金仅541元多。财物陈列无非几本线装书、一床棉被、几件已打补丁的旧衣。对比彼时世界各国元首的奢华生活，这份清单显得寡淡，却也像那年雪夜里捧在掌心的一抹晶莹——短暂、纯净、不容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