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周恩来当众宣布卢绪章的组织决定，卢绪章大哭着表示，这日子他真的无法承受了
1941年深秋，外滩的雨帘把霓虹灯糊成了一片水痕，洋行老板卢绪章站在窗口，听见账房里算盘噼啪作响。外人只道他在为下一批进口机器核对货款，无人知道那串数字其实是通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需。彼时的淞沪已成特务横行的迷宫，钞票和情报的缝隙稍有差池，便是牢狱与枪口。为了掩人耳目，他干脆拆掉家里的电话，夜里关灯抄账，夫人低声问过一次：“这样活得不累吗？”他只回了四个字：“总得有人。”
抗战拖着长长的影子进入1943年。上海滩的银圆市场暗流汹涌，外汇汇率一夜一个价。中共地下交通线却奇迹般稳固：某笔汇到香港的磅汇，会在三日后化作药品，从越南海口漂上粤北；一船标着“山打根木材”的货柜，实际塞满了电台元件。支点之一正是“广大华行”。周恩来对此有过一句评价：“走的是生意路，干的是军事事。”这话后来被写进内部教育材料，用来说明经济战线的战略价值。

卢绪章并非天生的“红色商人”。1935年，他原想靠洋布买卖赚一笔就退休，却在朋友杨浩庐的引荐下，第一次听说可以用汇票支持游击区。那夜二人灯下推心置腹，“一张汇单救一条命，你掂量吧。”这句话成了他此后十数年辗转各地的理由。自此，他不再单纯追逐利润，而是把繁复的信用证、押汇单据、虚假货值当作新的兵器。
1947年底风声陡紧。国民党财政部颁布冻结令，上海几家大票号同日被查。特务冲进“广大华行”时，他正同船务经理讨论保单。“先放下笔，跟我们走一趟。”对方阴笑。深夜两点，七辆卡车贴着“赈济药材”标识从后巷驶出，装的却是拆分好的银圆与账册。车灯掠过墙面，他听到驾驶座里警戒员小声嘀咕：“要是露馅，命都搭进去。”他靠在车厢，嗓音低得只能自己听见：“跳棋总要下一步。”

半年后，香港铜锣湾的写字楼里，他接到北方发来的密电：身份撤销，即刻北上。那是1948年隆冬，小小一行字结束了他十三年的“假资本家”生涯。离开前夜，几位老伙计为他饯行。有人劝：“干脆留港做真老板，日子也舒坦。”他夹起点心笑笑，“一张纸条能让我来，也能让人走，不回怎行？”
进北平时正值初雪，北海仍结着薄冰，外贸机构的办公楼却只是一排灰砖平房，墙角漆皮翻卷。新中国对外贸易要从这里开局。卢绪章领到的第一份任务，是用有限外汇换到成套轧钢设备。那年2月，他与印度商人谈判到深夜，对方试探：“贵国能如期付款？”他端起茶盏，“以前打仗没拖欠过一颗子弹的钱，如今重建，更不会少您一分。”对方沉吟良久，合同最终落笔。几周后，第一批设备运抵天津，工业部给他的电报只有短短一句：“雪化了，道路见。”

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春，他乘绿皮车去沈阳考察机床需求。同行年轻干部不解地问：“卢经理，您过去真是大资本家？”他拉下窗帘，淡淡一句：“那是借来的皮。”列车穿过漫天黄沙，他把随身的英文《资本论》翻到书脊折痕最深的那页，那里用铅笔写着四个数字——当年转出去的最后一笔美元数额。他未曾告诉别人，那串数字背后，是四十余万套军装和上千箱青霉素。

1965年的一个座谈午后，有同志请他谈体会。他只是笑着摆手：“没什么传奇，弄钱的，也算打仗。”沉默片刻，他补了一句，“做人要守账，更要守心。”话音不高，却让旁人记了许久。后来档案室清点旧物，发现他留的一张便签，上面写着两行字：“商而不商，战而无声。”没人再去追问这八个字的出处，只知道在那场没有硝烟的战线上，它替代了枪膛里的火药。
回望那些暗夜和通电的账簿，卢绪章的名字并不起眼，却在多个转折关口撬动了沉重的杠杆。抗战时期的银圆堆成了根据地的子弹，解放战争中的一纸账单换来了前线的军粮，而建国初那批海运货轮，则为工业点亮了第一盏探照灯。历史档案写下他的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中国进出口公司首任经理；后又加一行小字：原身份，商号老板。世事翻覆，他终在共和国的名册上找到了真正的姓名与职业，这一次，无需再拆电话，也不用再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