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后，刘亚楼对杨思禄感慨：如果不是我当年那件事，你本可以成为一位将军！
1941年1月25日拂晓，潘家峪上空飘着雾气，柴草的焦糊味却已先钻进鼻孔。日军的“扫荡”像猛兽扑来，村民被围在院落里，枪声、哭声、木屋倒塌声搅作一团。杨思禄赶到时，火苗已经越过房脊，他只看见一位老人攥着被血浸透的布片，嘴里喃喃：“娃娃还在屋里……”这一幕，深深扎进他的记忆，比后来无数枪火都刺眼。
三天后，幸存者被秘密送出山谷。曾克林问：“能打吗？”杨思禄抬头，嗓子沙哑却很坚定：“不打，日子过不下去。”伏击计划随即启动，半年后，甘河槽埋伏一举端掉183名日军与伪军，潘家峪的血债被一笔笔记在缴获的武器上。冀东游击区也借此稳住了局面，群众看到报仇有望，纷纷给八路军送粮、送人。

若把时间再往前推八年，1933年，16岁的杨思禄在湘赣边小镇递上报名表。同年，他的大哥杨思福也扛枪入伍。长征途中，两兄弟曾在皑皑雪山上互相拉着腰带前行；1935年翻越夹金山时，杨思福失足滚落山坡，只留下一顶破棉帽。这顶帽子后来被杨思禄缝在背包最外层，成了他再也丢不下的纪念物。

1949年秋，北平西长安街一间陈旧的会议室里，刘亚楼盯着桌上一摞人事档案。“陆军有劲，可空军没人。”李达插话。“杨思禄怎样？冀东硬仗多，心细，也肯吃苦。”刘亚楼点头，文件角被他捻得起了毛边，决心已下——把这个打过长征、扛过抗战的老营长送进机库。
新军种对老兵并不友好。杨思禄进济南第五航校后才发现，座舱仪表比地图密得多，俄语术语念起来像石子碰铁。第一次双人飞行，苏联教官马林若夫突然拉杆，飞机猛地一抖，杨思禄前额撞在挡风玻璃。“Командир， спокойно！”马林若夫用不熟练的汉语吼。“报告！再来一次！”杨咬牙回答。那天晚饭，他只喝完一碗稀粥就又钻进教室，对着图纸抄写笔记直到熄灯。

1951年盛夏，他完成单飞，机尾划过青天，航校学员在跑道边鼓掌。他却没停留，迅速归队检查日志——指挥员经验告诉他，兴奋容易出事故。正因这种谨慎，第19师很快在夜航、对地突击科目上通过考核，成为空军的骨干部队之一。
1955年9月，军衔制首次实施。杨思禄的名字停在“大校”一栏，评审组给出的理由是“空军基层指挥经验需要继续积累”。授衔仪式后，刘亚楼把他叫到窗边，压低声音：“老杨，要不是当年我把你拉到天上，你早挂星了。”杨思禄笑得淡：“打仗讲位置，授衔讲编制，没什么谁欠谁。”

事实却很清楚：陆转空的那一步，让他多了驾机的荣耀，也失了一截晋升通道。1961年，少将肩章终于补上，他刚过四十，头发却比刘亚楼更早花白。那顶缝着兄长名字的旧棉帽依旧留在柜子里，只是棉线已脱，颜色暗得发黑。有人问他是否遗憾，他摆摆手：“能把天上的活干利索，就值。”这句话，后来被第五航校的学员抄在备忘本首页，一写就是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