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筹备制造原子弹时，犹太商人赠送浓缩铀资源，周总理当即要求查明其真实性吗？
1954年初冬，北京宣武门外的路面还带着薄冰，一辆挂着外国牌照的小车停在国务院招待所门前。车里的人自称是远道而来的犹太商人，手里捧着一只厚壁金属筒，声称内装高丰度浓缩铀，只要条件合适，愿意转让。消息很快越过红砖院墙，落到决策层案头。
彼时的世界，氢弹云团一朵接一朵地在太平洋升起，核武器等同于大国门票。朝鲜停战才过一年，美国的原子弹威慑仍在报纸上冷冰冰地摆着。想要不再受制于人，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力量，但这条道路几乎寸步难行：技术封锁、设备短缺、资金拮据，连一台高灵敏度盖革计数器都要靠拆旧件拼装。
“先生，这里面真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铀-235？”接待人员半信半疑。那位商人笑着压低声音：“不试试，怎么知道？”短短一句话，房间里气温仿佛又降了几度。三句话不到，情报人员已把每个细节写进便笺。

周恩来当天获报后只说了一句：“先不论动机，先把东西拿去做谱。”随即电话铃声一路打到中关村。两小时后，穿灰呢大衣的杨承宗匆匆踏进实验室，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
这位四十八岁的放射化学家当年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守着上海镭学研究所的几箱资料一路南迁，又在巴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地下室与辐射作伴。导师伊雷娜·约里奥-居里曾问他为何执意回国，他笑说：“家里用得上。”回国那天，他带回的不是行李，而是一整架α谱仪和一支珍贵的镭标准源。

此刻，那只金属筒被送进屏蔽室，样品切割后以硝酸浸泡，再通过溶剂萃取分离。闪着幽幽蓝光的溶液在石英杯里轻轻摇晃，计数器嘀嗒作响。几个昼夜之后，检测数据摆在长条桌上：铀-235丰度仅比天然铀略高，充其量是低度浓缩品。周恩来听完汇报，合上文件：“能用的地方不在这只罐子，而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
显然，这场来路不明的示好更像一次试探。彼时，莫斯科提供的援助仅局限于常规堆基础设计，对关键技术却谨慎封存。中国人若想真正掌握“蘑菇云”的密码，只能自己破译。于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铀化学研究组在荒芜的西北戈壁动工，杨承宗被推上前线。
他要解决的第一道难题，是怎样在没有大型扩散机的情况下，提高天然铀中0.7%的铀-235含量。窑洞里温差昼夜悬殊，玻璃仪器常因热胀冷缩炸裂，科研人员把破布条紧贴瓶壁减少应力。有人戏言：“实验条件像是把化学和土木混成了一门新学科。”

1960年夏天，苏联专家全部撤离，留下一堆图纸和未装完的设备。外界都以为中国的核计划就此停摆，然而同年秋天，杨承宗在酒泉试验场的小木阁里翻来覆去，竟琢磨出了“堆浸-萃取”组合工艺：把碎矿堆成条垛，用弱酸渗滤，再凭自制离子交换柱提纯。操作简陋，却把铀-235丰度提高了一个量级，速度也缩短到原先的三分之一。
那年深冬的一个傍晚，他将初步成果送交北京。试管里清澈的溶液在灯光下泛出淡绿，旁人只觉普通，实验员却激动得发抖——计数器上跳动的数值说明，这是真正可用的武器级原料。钱三强握着数据显示卡，久久没有开口，最终只说：“咱们行得通。”
接下来四年，设计、加工、装配步步为营。风沙里搭起的厂房，临时宿舍的门窗常被狂风掀掉；年轻的技师踩着结冰的钢梁夜以继日，只为把误差缩到千分之一。有人回忆手指头冻得没有了知觉，只能用木棒敲打阀门。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罗布泊上空升起一道耀眼白光。地动山摇之后，无线电里传来简短报告：“数据正常，爆炸成功。”那一夜，灯火通明的中南海里没有欢呼，更多的是长长的舒气——历时十年的艰难跋涉，终于换来属于自己的安全底牌。
犹太商人当年留下的那只金属筒后来被送进了资料馆，编号不过是一串普通数字。真正闪耀的，是那些在防化服里大汗淋漓的科研工作者。他们用手里的试管、烧瓶和算盘，让一个曾经贫弱的国度在核时代获得了必要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