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辞去副总理后，退休时享有哪些待遇？拿13级工资，全家顺利落户北京！
1963年深秋的一个凌晨，太行山间仍弥漫着泥土潮气，陈永贵在塌方后的山坡上摸黑检查水渠。
那一年，大寨先后遭冰雹、暴雨、洪水三重夹击，梯田尽毁，窑洞倒塌，社员们眼看颗粒无收，却硬是在石缝间垒起新垄，靠人背肩挑把麦秆堆进地里保墒。寒风中点点篝火，把夜色照成一片微红。
几个月后，粮仓里却堆满玉米，高粱外溢，周边几个公社来借粮应急；口口相传的“旱、涝、冰雹都不怕”的话，顺势成了“大寨精神”的雏形。对于当时全国普遍歉收的田野来说，这消息无疑是炸雷。

北京高度关注。农业部副部长廖鲁言带队到山西蹚着泥水上山田，看见夯实的石坎、覆土的排洪槽，连连说：“这股劲头，可做文章。”很快，陶鲁笳向中央呈上详细报告。
1964年12月26日晚，中南海里张灯结彩。毛泽东把陈永贵招到身边，指着红彤彤的寿桃说：“老陈，你也来尝一口。”陈憨憨一笑：“主席，俺这手糙，还是您先来。”几句朴素乡音，让在座的高级干部记住了这位“土得掉渣”的生产队长。
随后的“农业学大寨”在全国铺开。各地基层干部骑着28寸的凤凰牌脚踏车进村串社，学修梯田、学深翻覆土、学“人定胜天”。不少老农悄悄感叹：这回是真把庄稼当战场了。

1975年春，中央任命陈永贵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面对北京中南海的整片琉璃瓦，他只提出一个条件：半月必须回大寨劳作几天。于是“三段式”办公形成——十天在京开会，十天下省调研，十天回乡种地。
会议室里，墨香与泥土味混在一起。有人劝他迁户口进京，他憨声笑道：“离开土地，俺心里不踏实。”秘书提醒：“家属在山里，生活条件差。”陈摆手：“先让大伙过好，再说咱家。”
1978年后，农村开始酝酿包产到户。有人私下问：“老陈，你怎么看？”他沉默片刻，答得笃定：“只要能让庄稼人吃饱，办法多着呢。”

进入1980年，经济调整、机构精简成为高层共识。陈永贵递上辞呈，理由简单：政策更新，自己文化浅，怕拖后腿。审批条上批了两句：“同意退休，保留应有待遇。”
行政13级工资，每月二百余元，按那年物价足够一家人舒坦生活；再加两名警卫、一辆越野吉普。组织上还特批：其妻子与孩子的户口可迁入北京海淀，解决就医与入学。外界羡慕，他却还是穿那身打补丁的粗布褂子。
1983年，北京近郊某国营农场请陈永贵当顾问。他拄着拐杖下地，指着沟渠说：“水走这儿，肥走那儿，苗长得就齐。”年轻技术员对他又敬又疑——纸上谈兵容易，蹲在泥里才知冷暖。

病榻前，老部下去看望。陈握着对方的手，沙哑地嘱咐：“别把劲头丢喽，地不会骗人。”1986年3月26日清晨，他的呼吸停在首都医院。两天后，八宝山礼堂低垂的黑纱把副总理级别的告别仪式映衬得格外肃穆。
从石头缝里刨地，到坐进国务院礼堂，再回到乡间土地；从拒迁户口到全家落户北京，他的一生像一粒种子，被时代的风吹到高处，又落回泥土。正是那股倔强的农耕本色，让他在大起大落间始终与土地脉搏同频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