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更平等，还是汉更平等？

实际情况是汉更平等一些。
因为魏晋以前的等级制度还不是特别森严，真正以法律形式明定社会等级的是北魏。
至唐朝时，贱民的规模庞大，贱户制度空前发达。如《唐律疏议》中涉及良贱身份的律疏，就达百余条。

我们选用一些原始文献说明之：

一、良贱制度
唐代法律将所有人口的身份分为“良”与“贱”两类。
良人包括贵戚、士族、庶民，贱人分为官贱人和私贱人，官贱人包括太常音声人、杂户、工户、乐户、官户、官奴婢，私贱人包括部曲客女和私奴婢。

1. 奴婢法律地位等同于畜产
《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六》明确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同书卷四《名例四》进一步将奴婢与生产繁殖并列：“疏议曰……转易得他物者，谓本赃是驴，回易得马之类。及生产蕃息者，谓婢产子，马生驹之类。”贱民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牲畜同类，产子视为财产增值。
2. 奴婢可作为买卖标的物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一》规定：“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奴婢与牛马骡驴并列，同为可买卖的“物”，身份与牲畜无异。
3. 法律量刑的不平等原则
《唐律疏议·斗讼律》明确规定了良贱相犯的量刑差异：“部曲殴良人，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其良人殴部曲，减凡人一等，奴婢又减一等。”贱民犯良民罪加一等，良民犯贱民罪减一等，法律在量刑标准上直接规定了不平等的处罚原则。
4. 良贱不得通婚的禁令
《唐律疏议》规定：“奴娶良人，徒一年半……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贱民与良民通婚须受刑罚，婚姻自由被严格限制。
5. 良贱之间的主奴关系
《唐律疏议》承认“家主对部曲、家奴的主婚权、役使权、买卖处分权以及责罚的权利”，贱民在家主面前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利。

二、奴婢中的政治犯

1. 反逆会全家为奴
《唐会要》卷八十六载：“旧制，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官，皆谓之官奴婢。男年十四已下者配司农，十五已上者，以其年长，令远京邑，配岭南为城奴也。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
政治犯全家没为官奴婢，须经三次赦免方可恢复良民身份，脱籍极为困难。

2. 奴婢就是赏赐品
《唐会要》卷八十六载：武德五年，安州刺史李大亮以破辅公祏之功，被赐奴婢一百人。
李大亮对其人道：“汝辈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为贱隶乎？”遂一一放还。
高祖闻而嗟赏，更赐奴婢二十人。

只是因为政治安全，王公贵族的蓄奴数量才会受到等级限制。
如永昌元年九月，因越王贞收诸家僮胜衣甲者千余人，“于是制王公已下奴婢有数”。

三、教育制度

国子监六学有等级分明的入学资格。
《新唐书·选举志》详细规定：
“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为之；
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为之；
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
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
出身等级直接决定能否进入何种学校，教育机会按官品高低分配。

四、科举制度

杜牧因请托而提前内定为第五名。
《唐摭言》卷六《公荐》记载：崔郾侍郎奉旨往东都主持科举考试，太学博士吴武陵携杜牧《阿房宫赋》前来推荐：“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吴武陵要求“与状头”（第一名），崔郾说已有人选，吴武陵退而要求“第五人”。崔郾当场应允，并当众宣布：“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众人中有人以杜牧“不拘细行”提出异议，崔郾答道：“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

名次在考前便已内定，可见科举并非依据才学公平竞争。
杜甫就考了两次都考不中。
另一个大才子“五日翰林”杜荀鹤曾写诗慨叹：
“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投从叔补阙》）；
“三族不当路，长年犹布衣”（《寄从叔》）。
这应该是当时大多数“非谒朱门谒孔门”（《投长沙裴侍郎》）的共同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