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曾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近年来，随着公共场所监控设备不断完善，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以及手机视频取证越来越普及，许多曾经难以说清的纠纷开始有了更加客观的证据支撑。过去那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正在逐步减少。

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扶人被讹”之所以长期引发社会关注，关键并不在于赔偿金额高低，而在于举证责任带来的心理压力。一个普通人做好事后，可能需要花费数月甚至更长时间自证清白。即便最后胜诉，时间成本、精神成本和社会影响也难以完全弥补。

《民法典》出台后，最高法也多次通过典型案例释放鲜明信号，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保护见义勇为行为，让“扶不扶”“救不救”不再成为令人纠结的社会难题。法律不仅是处理纠纷的工具，也是引导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社会讨论的重点已经从“扶不扶”逐渐转向“如何让好人更有底气”。一方面，需要通过法律保护善意施救者；另一方面，也要让恶意讹诈者承担应有责任。只有两方面同时发力，才能真正修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李玫瑾教授提出提高违法成本的建议，之所以获得大量支持，原因就在于公众期待建立更加公平的责任机制。做好事不应成为风险投资，更不能变成一场需要赌运气的冒险。如果善良总是付出代价，而恶意行为几乎没有成本，那么社会诚信必然受到损害。

今天回头看彭宇案，人们讨论的早已不仅仅是案件本身。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经过近二十年的法治建设，中国在见义勇为保护、社会诚信建设和证据规则完善等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步。《民法典》的实施，就是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