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彭德怀与吴信泉关心王扶之现状，他为何感叹大难不死？
1952年8月3日凌晨，朝鲜前线的山谷里浓雾未散，工兵们猫着腰贴在泥墙上，竖耳细听。轰鸣后只剩沙石滚落声，忽而有人急促低呼：“听！又敲了三下。”——那节奏分明是求生的讯号，坑道深处或许还活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是第115师的代师长王扶之。
救援的镐锹轮番上阵，土石一箩一箩往外抛。指挥所的电话里，吴信泉反复追问进展，彭德怀则每隔一阵就要听一次现场回报，不敢放下听筒。十多个小时后，带着尘土与血迹的王扶之被拖出，脸色蜡黄却还残存微笑，他喃喃自语：“命硬，真是大难不死。”
坑道战是那时志愿军的“地下长城”，可一旦敌机投下重磅炸弹，这道屏障便成牢笼。统计显示，1952年夏秋，志愿军因塌方被埋者逾千，真正被活救出的不过百余人。王扶之是少数，他的名字从此写进了志愿军工兵团的教材。

四年后，在总参一次业务汇报会上，彭德怀忽然侧身问道：“老王身体可好？”吴信泉答：“恢复得挺快，已经能跑五公里。”会场静了一瞬，随后响起细微感叹——那一夜的尘土味，众人都记得。
将镜头拉远，才能看清这份顽强从何而来。1935年，陕北旱风刮得人脸生疼，十二岁的王扶之扔下锄头，跟着红军大队走进了榆林的深沟。他报了“十七岁”，被编进“少共营”，胳膊比枪还细，却敢拿一支自制梭镖夜探敌哨。第一次冲锋，他抢到一支步枪，憨声吼道：“这下算有家伙了！”

战场是最直接的课堂。抗战爆发后，他跟着新四军跑遍华中丛林，背着沉甸甸的测绘仪器爬山越岭，边画地图边捡敌人遗落的粮袋充饥。黄克诚看着这个瘦小青年，笑说：“小王，记地图比我写标图还快。”在东北的姜家店，他率先绕后，从敌军缺口掷进三颗手榴弹，整排日伪兵举手投降，那一仗让他挂上“一等功”红绶带。
这些淬火，在朝鲜战场迸发为老辣的指挥艺术。115师夜袭无名高地，王扶之一边调炮口，一边钻进前沿坑道观察。他刚把望远镜贴上眼眶，炸弹便劈头盖脸砸下。洞口瞬间崩合，他和参谋陈志茂、报务员苏盛轼被压在碎石下。漆黑、闷热、缺氧——三人靠着灌满沙子的水壶顶在支撑柱前，隔几分钟便敲击钢盔“哐—哐—哐”，告诉外面：我们还活着。
救援队先按声源定位，再用短木桩撑壁，三层递进掘进。凌晨五点，工兵长顾不得尘土猛灌入口，对着洞口喊：“老王，坚持！”里面回了三个字：“别啰嗦。”大块顶板被拉开，闪电般的灯光照进来，王扶之却先把昏迷的报务员推出去，自己最后被抬出。

1953年春，他随大军回国。下车后第一件事是请假回到子洲。黄土坂上，驴铃当啷，他牵着牲口慢慢走。瘦削的老父在窑洞口眯眼端详良久，才迟疑地问：“你是扶娃？”沉默几秒，两人同时将背篓扔到一边，相拥却没掉泪，脸贴着尘土，肩膀却在发抖。
战后，军人教育体制迅速完善。王扶之被送进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随后赴新疆、山西任职。1964年，他41岁，胸前挂满四排勋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封少将。有人揶揄他是“从地洞里爬出来的将军”，他笑答：“那口大坑，是我第二次投胎。”
离休后，他把营房改成书房，日对宣纸，晚读兵书。每逢清明，他必写下一摞黑底金字的名字：陈志茂、苏盛轼、还有姜家店阵亡的弟兄。他说，这样写着，他们就在。

时针拨到2023年秋，百岁老太阳的清晨光线斜斜照进院子。老人抬笔，运锋如故，腕力略逊，却依旧一笔到底。桌上那杆当年缴来的老步枪，被他细心擦拭得乌亮。他常对后辈讲：“人这一辈子，能从土里爬出来两回，已值了。”
彭德怀和吴信泉当年那句“王扶之怎么样了”，似乎仍在空气里回荡。答案早已写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历尽枪林弹雨而无恙者，更懂得岁月的重量，也更珍惜笔下那一行行，替战友们刻下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