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葬送帝国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公认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繁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政治相对开明，农业发展，商业和城市繁荣，社会变化，儒学复兴后形成程朱理学，唐宋八大家独占六席；科技发展迅速，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在此时走向实用。与此同时，宋词兴盛，书法、绘画艺术也取得很高的成就。经济学泰斗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推算，公元1000年，宋朝GDP总量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22.7%，1124年的宋朝人口总数则达到1亿2600万。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也有提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时期的观点。然而，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也一直摆脱不了给人“积贫积弱”的刻板印象，而造成这一刻板印象的原因就是：这也是事实。有些人把宋朝积贫积弱的源头，归结于“重文轻武”，但这我认为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还有一项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国策，那就是从真宗朝开始，被贯彻两百多年的“祖宗家法”——一条看似相当“Open”的开明政策“异论相搅”。宋朝皇帝和当今某些老板一样，深谙PUA之道，觉得下面的人要是铁板一块、口径统一，那自己就容易变成瞎子聋子，甚至被架空。他们觉得最好的管理方法，就是故意在管理团队里引进几个有仇的、不同频道的、互相看不顺眼的刺头，让他们天天撕，天天吵。只要底下人斗得像乌眼鸡，他们就都没工夫惦记自己的龙椅，最后还得哭着喊着求皇帝出来当“最终解释权”的持有者。这个思路的始作俑者是宋真宗。天禧年间，他把跟自己不太对付的寇准也拉进了权力中枢，面对底下人的不解，真宗老神在在地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管理箴言”：“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说白了就是，只有让你们敢于提不同意见，敢于坚持不同意见，就能互相盯着、互相举报、互使绊子，你们才没空合伙蒙我。必须承认，在信息茧房极其容易形成的帝制时代，这种鼓励不同声音同时存在的做法，在初期确实有其先进性。它就像是朝堂之上的 “鲶鱼效应” ，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一言堂带来的决策盲区。在讨论国家大政方针时，有人唱唱反调，确实能让政策制定得更周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制度安排保障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无论是宰辅还是台谏，大家都觉得自己肩负着“维护皇权”和“纠错天子”的双重使命，干得热火朝天。但是，大宋的列祖列宗们显然低估了一个人性的BUG：“言论自由”这玩意儿，所引发的争执，就跟点了引线的炮仗似的，一开始确实是为了协商，为了讲清楚道理，可吵着吵着，大家就忘了为什么要放炮，光顾着比谁的嗓门大、谁家的火药更足了，然后相互之间往死里招呼。到了宋神宗时代，这把火彻底烧成了燎原之势。神宗想富国强兵，找了个超级产品经理王安石来搞变法。按说搞项目就得团队齐心，可神宗这位大老板心里不踏实，生怕王安石一家独大，时刻不忘“异论相搅”的祖传手艺。神宗前脚刚给王安石批了预算让他放手干，后脚就把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这些旧党大佬留在朝中，甚至还要提拔司马光当大官，让不同意见都在朝堂上发酵。王安石当时就急眼了，说了句特别形象的话：“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时也？” 这锅大杂烩，底下烧着柴，上面浇着凉水，这辈子能煮熟就有鬼了！到了这个阶段，“异论”已经不是理性的协商，而是变成了纯粹的立场之争、意气之争。你说青苗法好，我偏说那是与民争利；你说需要开源节流，我偏说祖宗之法不可变。更可怕的是，争论迅速下沉为对人格的毁灭。御史中丞吕诲骂王安石“大奸似忠，中藏巧诈”；司马光虽然人品高洁，但在争论急眼了时，也不惜搞地域黑，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暗示南方人不可信。当辩论变成了贴标签，当“异论”变成了“异党”，这场游戏的画风就开始彻底崩坏了。由于皇帝始终在两边“端水”，甚至故意拉一派打一派，新旧两党的更迭变成了血腥的“仰卧起坐”。神宗一死，哲宗上台，高太后垂帘，旧党司马光上台，新法全废，新党下课，甚至搞出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领袖蔡确往死里整，就因为他写了“卧听檐溜泻嘈嘈”这种疑似发牢骚的诗句，被指为讥讽朝政。等高太后死了，哲宗亲政，为了证明自己才是大当家，马上又换新党章惇上台，对着旧党就是一通清算，连死了的司马光都差点被掘坟鞭尸。到了徽宗时期，更是搞出了 “元祐党人碑” ，把司马光、苏轼等309人列为奸党，名字刻在石头上，让他们的子孙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权力的仰卧起坐”做了一个多世纪，每一次翻转都是一次政治清算和人事地震。明明“异论相搅”的初衷，是让这群士大夫“各不敢为非”，结果成了天大的笑话。事实变成了“只要你是我们一伙的，为非作歹也是忠；只要你是对面那伙的，呼吸都是错”。这种内部撕裂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宋的行政效率彻底归零。我们今天看宋史，会发现一个特别憋屈的现象：大宋真的不缺钱，不缺文化，不缺能人，但就是打不赢仗，办不成事。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件事，只要有人提出来，对立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反对再说。所谓的“政令不出汴梁城”，不是下面人不想执行，而是上面的政策三天一改、五天一变。王安石说得好，那些反对派根本讲不出新政哪里不好，就是“汹汹然以为不可”。这就好比现在的网络评论区，不管你说什么，总有一波人先扣帽子再说，至于事实是什么，根本不重要。但这种极致的言论自由，自由到可以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站队而骂娘，让大宋的国力在无休止的内耗中一点点漏光。等到金兵南下，兵临城下的时候，这种“异论相搅”的玩法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在亡国的倒计时里玩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就是史书上被称为“靖康党论”的魔幻现实主义大戏。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距离宋钦宗刚即位才14天，金军就已经兵临开封城下。按照正常人的脑回路，这时候应该是“兄弟们抄家伙，守住啊”！但大宋的朝堂上，各位士大夫老爷们在干嘛？他们在忙着站队、清算、翻旧账。金军提出的议和条件相当炸裂：要钱要地要人，还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好不容易把金兵暂时劝退，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按理说应该抓紧时间整军经武、加强城防吧？结果呢？朝堂上爆发了一场关于“谁是亡国元凶”的大讨论。有人上疏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遵奉祖宗法度”，要赠司马光等旧党官员官爵，要录用他们的子孙。还有人直接甩锅给已经死了几十年的王安石，说“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当时有个叫崔鶠的官员，那战斗力简直爆表，他上疏说：王安石把敢说话的仁宗、英宗老臣都赶走了，司马光把他们请回来，天下就安如泰山；章惇、蔡京搞“绍述”，结果“绍述理财而公私竭，绍述造士而人才衰，绍述开边而塞尘犯阙矣”。都怪王安石那一套，才招来了金兵！另一个侍御史胡舜陟也跟着起哄，说“王安石刻急之法，为害而未除”。这就好比房子着火了，不赶紧拎水桶救火，反而站在门口开辩论会：“这火是谁放的？是王安石还是蔡京？”更离谱的是，还真有人就这个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主战派和主和派在朝堂上神仙打架，今天听主战派的，明天又被主和派说服，后天又觉得主守派也有道理。三派人马吵得唾沫横飞，谁也不服谁。金兵围城期间，朝堂讨论的焦点竟然不是如何布防，而是如何清算蔡京余党、如何恢复“元祐之治”的道德正统。结果呢？真正能打仗的将领被排挤在外。种师道主张持久防守，却被冷落，最后含恨而终；李纲力主抗金，却被罢黜；名将吴革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出城牵制方案，却被一句“武人不可信”给否了。那朝廷信谁？说来那是极致的黑色幽默，信一个叫郭京的神棍！这位大哥说自己会“六甲法”，可以召来“六甲正兵”，只要7777个人就能生擒金帅退敌。离谱的是朝廷居然信了，给他高官厚禄，让他负责城防。结果呢？郭京打开城门，他的“神兵”一触即溃，他自己撒腿就跑，金军顺着就攻进了汴京。在“异论相搅”的不停发酵下，宁可相信神棍，也不相信能打仗的将军；宁可争论“立法新旧”的道德正确，也不争论“边境虚实”的军情急务。 当时汴京城内有守军超过20万，而金军孤军深入，只有大约6万人。但凡朝堂上能少吵两句，但凡能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一个连贯的决策，开封也至于守不住。结果却是，在权力的猜忌、道德的内斗和决策的混乱中，北宋自己把自己给拆了。最后吵出了一个“靖康耻”，两位皇帝连同三千皇亲国戚被一锅端走，进行“北狩”。到了南宋，经历了亡国危机，大家总该长记性了吧？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