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贺子珍在南昌向江西省委提出请求，省委专门上报中央，毛主席最终表示同意
1957年12月，北京西长安街的一场老干部座谈会上，一份文件在桌面上依次传递——主题是“革命元功后续保障办法”。文件的第三页，用红铅笔圈出“长期疗养对象”五个字，其中列举了上海市的做法：为行动不便的老同志配备医护、供应专用食堂。就在众人交换意见时，陈毅轻声提醒旁边的工作人员：“别忘了子珍，她身体还弱，上海那边得继续跟进。”
贺子珍自1949年抵达上海后，正是这套地方—中央双轨机制的受益者。陈毅将自己在静安的一处小院腾出两间，命市政府后勤处派人帮忙搬行李。上海市委随后把她纳入伤残军人疗养名单，专门的医师小组每周两次上门，测血压、调药量，连伙食都参照军区干休所标准。那年冬天，她不爱出门，常在院子里晒衣做针线。医护叮嘱要补钙，她却摆摆手：“家乡水土最补人，我终究得回去。”
时间推到1958年春，护士卢泮云在病历本上写下这样一句对话：

“我想回井冈山脚下住几年，行不行？”
“行，但得走程序。”
这短短两句话，让上海市委外事处忙了一整周——电话挂到南昌，又把相关报告发往中组部。江西方面很快表态：欢迎老乡回来静养。报告呈到中南海，毛泽东在批示栏里只写了两个字：“同意。”字体遒劲，却略显仓促。

五月的庐山气候湿润，贺子珍先被安顿在疗养院。赣籍省委书记杨尚奎亲自到门口迎接，他笑着说：“这儿山泉水甜，包你胃口好。”她答：“只求清静。”随后搬到南昌阳明路一处幽静的小楼，每层不过三间，楼后辟出一片菜畦。她亲手种下小白菜，理由简单——“主席当年最爱这口”。
南昌的新生活并不单调。长征老战友陆续探访，夜里谈起雪山草地，灯灭了还意犹未尽。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前夕，陶铸之妻曾志特地上山，敲门便说：“主席知道你在这儿，他想见见。”贺子珍沉默片刻，点头。那天黄昏，毛泽东身着灰布中山装步入客厅，两人隔着方桌坐下。毛泽东递过几支香烟：“身体可好？”她回应很轻：“老毛病还在，人老了。”对话持续不足一小时，外间记录员只记下寥寥几句，却无法记录彼此微妙的表情。
会后，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寄去部分稿费和几瓶云南白药。钱不多，却持续多年；江西省委则增派两名护理员轮班。与此同时，政治气候骤变，私人走动开始受到种种限制，两人再无正式会面。

1976年9月9日清晨，南昌广播里传来哀乐。贺子珍听完公告，没有落泪，只吩咐护士把院子里那排白菜拔了。“菜熟了，人走了。”五个字，声音极低。
三年后，她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报到第一天即提交书面申请：“望赴京瞻仰毛主席遗容。”9月3日抵京，入住阜成门内一处干休所。18日清晨六点半，工作人员陪同进入人民大会堂东侧通道，随后迈进纪念堂。她的右手始终在抖，口中轻声呢喃：“我来看你了。”医务人员提前准备的安定药片并未派上用场，十分钟后她自行起身离开。

晚年时，她偶尔散步到滕王阁外，看赣江水色。朋友问：“还想回上海吗？”她摆手：“那里是往事，这里是归处。”1984年4月19日凌晨，贺子珍因肾衰竭停搏，终年75岁。治丧小组按照副省级规格操办，灵车驶过八一大桥，街边站满悼念群众。
从上海的疗养院到南昌的小楼，再到北京纪念堂的短暂停留，一连串看似个人选择的行动背后，牵动的是中央与地方、制度与情感多重纽带。贺子珍的晚年，不仅是革命女性的个体轨迹，也是新中国老干部保障体系的一次具体演绎。